内容提要：本文从文本本身显发出来的“性情志尚”，“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允升于大猷”之天降人受而又与天冥合的纯情挚性以及“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之综合性思维模式三个方面，层层设问，步步推进，深入地研究了《尚书》的性情思想；本文在《尚书》与孔子、思孟相关思想的比较中，来界定《尚书》性情思想的特征，又从《尚书》的性情思想特征出发，来寻求先秦儒家由《尚书》到孔子、再到思孟之性情思想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尚书》；性情思想；思孟学派；阴阳五行

《尚书》具有丰富的性情思想资源。由于它植根于三代历史兴衰更替的动荡之中，大凡作者们都经历了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所带来的情感煎熬和振荡，因而对人本身以及人类社会的思考就特别深刻，并由此而奠定了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基调，树立了某一特殊的理论范式，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云：“文不易为，亦不易识。观其文，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尚于工拙疏密之外，庶几知言知人之学与？”《尚书》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但其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体恤苍生，诛讨独夫的思想后面，毫无疑问是有性情支撑的。《文心雕龙·原道》有云：“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可见，刘勰是感受到了《尚书》的性情的。

《尚书》之文虽作者众多，成文的年代又不一样，因而文章的旨趣、水平、风格都有一定差别。“《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文史通义·书教中》）但总的来讲，不论《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其思想的主体都是笼罩在儒家思想之下的，虽然文体庞杂，但是江河归海，它们共同地体现了儒家著述的创作规范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我们如果深入到这种美学思想的背后，再深挖一层，就必然会在“工拙疏密之外”得其“性情志尚”。

《尚书》是一本君对臣、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的训诰之书，因而它最大的特点是肃穆、尊贵、诚恳。例如开篇的《尧典》，虽文章质直古朴，但由于它的基本思想是“钦明文思”的大德昭显，“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因此，庄严之中透着圆润，质朴之中透着华贵，现实之中透着超迈，展现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闳大景象。很显然，这是一种类似孟子之大智大勇，存浩然之气的人才具备的性情之美。章实斋说得好：“《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也。”（《文史通义·书教下》）这种性情，当然是与天地相冥合的性情。

大约夏商周三代战乱频仍，环境恶劣，人们迁徙无常，因此，《尚书》之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潜伏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盘庚上》）“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无逸》）这种忧患意识使整个《尚书》的文气直切、诚恳而淳厚，韵味古朴而深沉，真诚之中流荡着令人震颤的情感，具有独特的感人力量。章实斋云：“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史通义·史德》）又云：“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文史通义·质性》）感于天地阴阳之移，动乎血气才情之性，化而为诰命文章，此《尚书》之所以感人者也。

由此可见，《尚书》的性情思想以真挚、诚恳为最高的境界。夏商周三代有远见的统治者无不认识到，只有对天帝真诚，对人民真诚，体恤苍生，才能够国祚永保，因为“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君奭》），“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召诰》），承受天的大命，是无上的美好，也是无穷的艰辛、无限的忧患啊！但是，“敬哉！天畏棐忱。”（《康诰》）只要真诚地关心民生疾苦，就可以感动天地，就可以永祈天命：“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梓材》）于是“敬德保民”成了《尚书》中最大的主题：

　　 王若曰 ：“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武成》）

以仁义为皈依，以人民为根本，上承天命，下继大统，拯救苍生，辞真意切，谴责独夫，声讨无道，神人共愤，正气冲天，此檄文之情也。袁宗道曰：“盖昔者咎、禹、尹、虺、召、毕之徒，皆备明圣显懿之德，其器识深沉浑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读其训诰谟曲诗歌，抑何尔雅闳伟哉？千古而下，端拜颂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争推为万世文章之祖。”（《白苏斋类集·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那么这种深沉浑厚、真挚诚恳的性情观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样的哲学背景呢？我们不妨在下文作进一步的探讨。

　　王应麟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皮锡瑞《经学通论》曰：“《商书》四篇，皆出伪孔古文。”“此乃伪孔书袭孔学，非孔学本于伪孔书。王氏不知，乃以此书为圣学所自出，岂非颠倒之甚哉？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为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尚不误耳，然亦本于近祖正考父，而非本于远祖商王也。”[1]

根据陈梦家先生在《尚书通论》一书中的考证，我们现在已经确知，上述的“商书四篇”，早已为先秦时期的《缁衣》、《左传》、《孟子》、《墨子》等典籍所征引，可见这四篇文献自古就有。况且，笔者在研读“商书四篇”之后以为，王应麟氏之论并非肤浅之说，而是深得四篇文献之精神的。倒是皮锡瑞氏之论囿于古代小学的局限，不能从思想史的规律上来思考问题，因而犯有常识性的错误：第一，孔学的出现，必有一个从无到有，由远而近，再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把孔子设定为一个没有前期思想铺垫的圣者，这是儒家经学道统观念在作怪，并不是历史地看问题。其实，孔子自己就说过，他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温故而知新”，是“述而不作”。就是说，孔子所作的只是整理、注释、传述，甚至发展、提升古人的学说，没有以前辉煌的文化传统作为积淀，孔子是不可能出现的。第二，具体的文献显示，《商颂》的文字，有些地方可以与《商书》相发明。近世王国维有《说商颂》一文，从卜辞的角度考证出《商颂》为宗周中叶的诗，大约成诗于公元前770年左右。学术界已经公认此为《商颂》成诗年代的定论。宋襄公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700年到前637年之间，可见《毛诗正义》的记载“《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才是正确的，而皮锡瑞“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的说法则很不严肃。况且，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活的时代相距正考父已经200百多年，即便《商颂》真是作于正考父，又何以见得孔子的思想就一定是正考父的嫡传，而正考父就没有吸收商代文明的熏陶呢，即便正考父是孔子的六世祖？第三，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以及各种其他材料的问世，人们不仅进一步确定了《今文尚书》的价值，正在纠正由来已久的对《古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