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阅读、揣摩《论语》全书，笔者以为，孔子固然十分注重德性的实践，并且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的明训，他的“仁学”，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完全就是身体力行的学问：“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但是，从孔子的生平历史来看，从《论语》自始至终倡导的传承历史文化的精神来看，孔子也是十分注重书本学习的。“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如果不通过书本知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如何去“从”呢？故孔子在叙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志于学”是放在首位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而且后面的各个阶段都是在“学”的过程不断深化的时候出现的人生境界。《论语》还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四教”之首就是“文”，就是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就是《诗》《书》《礼》《乐》的具体文本。只有有了“文”给人们带来的人生范本，“行”才有了可以依据的前提。而“忠”、“信”也都是从“文”与“行”中超拔出来的品德与精神。《论语》又载子夏言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程树德引《松阳讲义》曰：“辛复元谓此章‘不是说学贵实行，是说学问有益。世人只说人能敦伦便是学问，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不知学不分明，岂能敦得伦纪？且子夏以文学著名，岂肯为废学之语？’”[16] 这当然是正确的解释。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论语后案》曰：“盖学者所以学圣人之道，而圣人往矣，道在方策也。”[17] 如果不首先从“方策”中发掘圣人之道，则圣人之学就无从谈起。

孔子不仅完全不承认自己已经抵达“仁”与“圣”的境界，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学生达到了这种境界，是一位十分谦逊的长者。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对自己勤奋好学的精神，却是毫不掩饰，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更清楚不过的揭示了孔子非常注重书本学习的思想：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这段对话实际上将“不读书”与“佞”联系起来了。它的意思是，不读书，就不会有端正、诚意、敦笃之心，就会成为“佞者”。“佞”者，强词夺理，奸伪欺诈之谓也。

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孔子在这里实际上是把“斆”划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大约就是“困而学”者，勉力而为之者；第二者层次是“好”，大约是“学而知”者，是爱好所学知识的人；第三个层次是“乐”，大约只有颜回与孔子自己才能达到的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述而》）的境界。于是，“斆”的本身就升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性情的存有方式。

孔子的“斆”当然包括书本学习与道德践履两个部分，但是强调前者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传承下来的历史文献是经历了历史与时间考验、千锤百炼的经典，学者读书（诠释文本）本来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它不仅可以唤醒文本，进行再一次的诉说（Weitersage）[18] 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与文本之间形成了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是学者创造性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固然源于生活，但是它一定是高于生活，超越生活的存有方式。《论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说的就是孔子所亲身经历的精神境界。

于是，我们发现，《论语·学而》的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实际上就是描述了孔子学习生活中的三个境界。阮元《揅经室集》云：“此章三节皆孔子一生事实，故弟子论撰之时，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孔子那样的精神境界，才能够以这样一种轻松、愉快而自得其乐的口气，将在很多人看来清苦、枯燥的学习生活描述得如此“其乐也融融”。

朱熹在注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说”与“乐”时，引程子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19] 解说得非常到位。“学而时习之”，在心中引起了不断的、无穷的快乐。孟子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就是说的这种“理义之悦我心”的心理状态。但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的意涵并不仅限于此。在学习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能够出现“悦”的景象呢？笔者以为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习之前心理以及素质上的愉悦。《论语》在这一点上有过著名的描述：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如果从性情思想的角度来审查这一段对话，我们也可以诠释为，学习“礼”的人首先要具有“仁”的情怀，没有真诚的情感，没有捍卫道义的精神，“礼”是不可能学好的。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说的就是，礼乐的学习必须要有仁义之真、性情之实。否则，所谓的“礼乐”，就只剩下玉帛与钟鼓了。任何人在学习之前的心理及素质，都不可能是一张没有任何痕迹的白纸。他有历史文化的素养，有家庭、社会环境以及各种教育的熏陶而形成的“视域（Horizont）”，对于一个“有志于道”的“君子”来讲，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道义高于一切的“前见解（Vor-Meinungen）”以及“前见（Vor-Urteilen）”在召唤着他，他的心中充满了寻求道义的渴望，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充实、幸福的“悦”。

第二个阶段，是学习（亦即追求道义）的本身给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快乐，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学而》）。“发愤忘食”，是在“前见解”与“前见”的驱使下产生巨大动力导致的“悦”；“乐以忘忧”，是在与文本的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快乐。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显然，孔子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的感叹，就是指颜回与孔子自己在学习之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精神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在自己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出现了超越的时候。子思子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礼记·中庸》）荀子又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子思子的观点是，尽人性、物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这当然包括学习之中日积月累而神明自得的过程；荀子的观点就更加著名，他把学习看作“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永不停息的过程，由量变而至于质变，那就是“风雨兴焉”、“蛟龙生焉”。这种风雨兴、蛟龙生的境界体现在学习中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孔子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学有所成而不断出现的阶段性飞跃，由此而引发的“悦”，当然是高于前面两个阶段的。

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朋”字，郑康成注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就具体的注释来讲，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结合孔子整个的生平，我们就会感到仅仅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很多弟子从远方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亦即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之“乐”也（《尽心上》）。但是，孔子很谦虚，把他的学生都视为朋、友，把与他们一起参悟大学之道视为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