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斆”，之所以能够由“觉”、“悟”抵达“明”、“著”、“大”的性情境界，在先秦儒家看来，是因为“斆”可以通过对传统文献的学习，习今、知古进而知天。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温故而知新”（《为政》）。《说文》曰：“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墨子·经上》曰：“故，所得而后成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交性者，故也”（第11简）与“有为也者之谓故”（第13简）两个命题。“交”，裘锡圭先生释为“实”；“故”，孙希旦《礼记集解》云：“故，谓有为为之也。”陈宁先生释简文中的“故”为“《诗》《书》《礼》《乐》”。[④] 《诗》《书》《礼》《乐》皆儒家教化的工具，当然是“有为为之”者。“有为为之”与《经上》之“所得而后成”实际上是相通的。但是，仔细捉摸，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却更富于哲理，更富于超拔的精神。《论衡·谢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程树德《论语集释》引孔氏《礼记叙》曰：“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识前言者”，君子博学多闻，以古为鉴，心胸豁达，眼界高远，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对人生的各种喜怒哀乐、穷达贵贱、生老病死，就可以高瞻远瞩，视之如浮云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逸周书》曰：“天为古，地为久。”古则久，久则天，天长地久，雷霆震荡，风雨博施，负阴抱阳，成己成物。故“《春秋》之道，奉天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主不稽古，无以承天”（《后汉书·范升传》），法古就是奉天，稽古就是承天。所以，孔子“信而好古”的学术道路，实际上是“下学上达”，向“天之大德”不断提升的道路。

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意蕴是深厚的。它是人学，是哲学，而不是心理学。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不能没有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作为基础，这种关于性情的学说，也不可能完全与现代心理学脱节。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之所以还值得人们去学习与研究，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在于它是符合人性的一些最起码的规律的。“性情”一词，肯定不能简单地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性格”、“气质”、“情感”、“人格”、“情绪”、“意志”等相关的词语相比附，内涵与外延都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视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概念，则又违背了历史发展之传承性的基本事实。现代心理学家认为：

“情感（affect）是人对客观与现实的态度的体验。”[⑤]

“情操（sentiment）是道德感(moral feeling)、理智感(rational feeling)、审美感(aesthetic feeling)的统一。” [⑥]

“认知评价是决定情绪发生的关键因素。”[⑦]

“复杂情绪是个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在基本情绪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⑧]

“气质（temperament）是天赋性、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⑨]

“性格（character）的四个层面（态度特征attitudinal characteristics、认知特征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情感特征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意志特征volitional characteristics）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⑩]

“意志（will）产生的过程就是认知(cognition)的过程。”“离开了认知过程，意志就无从产生。”[11]

“无论是人格(personality)的整体结构，或是代表人格的某方面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都是在遗传(heredity)与环境(environment)两因素交互作用之下逐步发展形成的。”[12]

这一组现代心理学中与性情有关的判断，没有哪一条是可以脱离了知识的学习之后而能够成立的。郑玄以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13] 程伊川亦曰：“《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14] 这是在说，《中庸》的思想是直接传承孔子而来。换言之，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也蕴藏着孔子的思想资源，其中的第一句，言其天赋性；第二句，言其稳定性；第三句，言其可变性，最终是三者的统一。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完全符合上述心理学家卢家楣、张春兴等先生的一系列界定。所以，孔子认为，“学（斆）”可以直接关涉到性情的修养和人格的提升：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仁、知、信、直、勇、刚都必须以“学”为基础、为前提。不学（斆），则不能得其正，不能得其纯。学（斆），是知识的积累，是修养性情的过程。没有这种积累的过程，就会愚、荡、贼、绞、乱、狂，在性情上枝叶旁出，斑驳陆离，没有起码的规范与修养。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学而》）如果不重，人格就不威；如果不重，学问就不固。何以做到既威且固呢？在“主忠信”。“主忠信”，完全是一个性情上的要求。“忠”指的是学者自己心中的内在之诚，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信”指的是内在之诚表现出来之后的状态，是“忠”的显发。孔子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学习都应该涵咏性情，笃敬以持己，忠信以立诚，居易以俟命。所以，《说苑·建本》曰：“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才者也。”这是一个对先秦儒家“学”与“性情”之关系的精妙的概括。这里说得很直截，学习，就是用来“反情”、“治性”、“尽心”的。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学习知识”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而成了一种磨砺性情、提升人格境界的重要途径。《论语》载曰：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

这是一段借古讽今的话。孔子认为，古代的人之“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本来就非性情之正，是之谓“三疾”。但是，有是“三疾”的古之人，虽无性情之正，却质直好德，能够做到“肆”、“廉”、“直”，在德性上没有问题，不像现在的人弄虚作假，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因而“狂也荡”、“矜也忿戾”、“愚也诈”，丧德败性。那么何以才能改变这一现状呢？当然是在社会上全面地施行儒家的德性教化，也就是教与学的统一，是之谓“斆”。孔子的意思是说，人们必须加强道德的学习，应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这样，即便人们不能养性情之正，也不至于流于丧德败性，巧言令色，自欺欺人。

所以，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好恶之情的显明、牵发，萌生于道德的修养，激发于仁义的精神；只有在正确的道德原则轨范下，具备了仁的德性、德行的人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好”、真正的“恶”。然而，在孔子，仁属于道德之目，又为仁义礼智诸德之首，上承于天，下形于地，充实于人之主体，乃是一种思想的体系。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历尽了人生之艰苦的磨难，最后在生活的哲理之中真正悟透并掌握了儒家价值观，既仁且智的人，才能做出“里仁为美”，知仁、择仁、处仁的正确选择。所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人就将不成其为人，而人要成其为人，就必须努力地学习，去知命、知礼、知言，努力在温馨的伦理关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做人。《焦氏笔乘》引仲修云：“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絺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15] 如果不努力地学习什么是“仁”，如果不把这种德性落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去，在道德的践履中，“志于道，据于德”（《述而》）来矫正各种性情之偏，人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去“好”，去“恶”，更不可能克服掉“狂也荡”、“矜也忿戾”、“愚也诈”的毛病。

认真阅读、揣摩《论语》全书，笔者以为，孔子固然十分注重德性的实践，并且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的明训，他的“仁学”，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完全就是身体力行的学问：“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但是，从孔子的生平历史来看，从《论语》自始至终倡导的传承历史文化的精神来看，孔子也是十分注重书本学习的。“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如果不通过书本知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如何去“从”呢？故孔子在叙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志于学”是放在首位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而且后面的各个阶段都是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