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孔子采取了以性情论“斆”的方法，不仅把“斆”直接视为养性情之正的途径，而且把“斆”也同时视为一种特殊的性情选择和生活方式。本文认为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判断一方面昭示人性的天赋性，把所有的人都安置在同一起跑线上，另一方面又将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同的原因全部锁定在“习相远”之上，认定只要你认真学习，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社会就会全面地承认你的价值。由此一来，就给社会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人文氛围。另外，文章还对《论语·学而》第一章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剖析，把孔子的“斆”视为一个精神境界提升的过程。

关键词：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性情；斆

由于经历了无数人生的坎坷与磨难，对人间现世有非常人所及的理解，所以，孔子的性情思想可谓千锤百炼，极为深刻。朱熹云：“《论语》，愈看愈见滋味出。”[①] 以此来形容对孔子性情思想的挖掘过程，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作为一位教育学家，孔子深知教与学的过程，就是情与知交融的过程，就是教师与学生、同学与同志之间彼此砥砺的过程，因此，他采取了以性情论“斆”的方法，不仅把“斆”直接视为养性情之正的途径，而且把“斆”也同时视为一种特殊的性情选择和生活方式。本文立足于《论语》中“斆”与性情的关系，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以就教于专家同仁。

孔子有关性情思想最直接、最著名的判断，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性相近也”，虽未脱自甲骨文以来“生之谓性”的背景，但是，它在先秦儒家性情思想史上的意蕴却远非到此为止。它的潜台词是，天命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因此，人的天赋人权、接受教育、提升人格境界的权力是“相近”的。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们都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不是天生的种姓、阶级、血缘造成的，而是后天的习惯、学习与环境的熏陶导致了他们之间形似天渊的区别。

孔子的这个判断之最大的贡献，用徐复观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由孔子而确实发现了普遍地人间，亦即是打破了一切人与人的不合理的封域，而承认只要是人便是同类的、便是平等的理念。”“打破了社会上政治上的阶级限制，把传统的阶级上的君子小人之分，转化为品德上的君子小人之分，因而使君子小人，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加以决定，使君子成为每一个努力向上者的标志，而不复是阶级上的压制者。使社会政治上的阶级，不再成为决定人生价值的因素，这便在精神上给阶级制度以很大的打击。”[②] 孔子一方面昭示人与人之间天赋人权的平等，把所有的人都安置在同一起跑线上，另一方面又将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同的原因全部锁定在“习相远”之上，认定只要你认真学习，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社会就会全面地承认你的价值。由此一来，就给社会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人文氛围。

换句话来讲，孔子一方面承认人性的天赋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后天学习、修养的重要性。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十分注重教育与学习的。据笔者统计，在《论语》中，“学”字凡65见，其出现的频率仅次于“仁”字。随着本文的展开，我们会发现，《论语》中的“学”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动词或名词，而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论语》开篇即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以“说（悦）”、“乐”、“不愠”来讨论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变化，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性情思想。陆德明《经典释文》曰：《论语》“以‘学’为首者，明人必须学也。” 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学习对于性情的修养来讲，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学，礼义之府”（《说苑·建本》）。知识的丰富，礼仪的训练，道德的提升，可以拓展人的视野、开阔人的心胸，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以，《论语》载曰：“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言“道”，如果不借助“学”，就不可能“致”。这不能不说是孔子思想的深刻体现。桂馥进一步写道：“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而去非取是，积成君子之德也。”[③] 不仅点明了《论语》中“学”与“道”的关系，而且也点明了《论语》中“学”与“性情”的关系。

“学”在先秦时期，与“教”本来就是一个字，写作“斆”。《说文解字》云：“学之为言，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朦也。臼声。学，篆文‘斆’省。”《广雅·释诂》云：“斆，识也。”《白虎通义·辟雍》云：“斆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可见，《论语》中的“学”字，与我们现代汉语中的“学”字之意涵并不一样。其不一样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它是“教”与“学”的结合、互动，而且还在于“觉”这一诠释上。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云：“斆，觉悟也。”《左传·文公四年》有“以觉报宴”，杜注“觉”云：“明也”；《春秋繁露·郊祭》云：“觉，著也。”李隆基注《孝经》“有觉德行，四国顺之”之“觉”为“大也”。《诗经·小雅·斯干》有“殖殖其庭，有觉其楹。”毛传云：“有觉，言高大也。”“觉”的含义由觉悟，而明；由明而著，再由著而大，这里面是有语义引申的逻辑关系的。因为在先秦时期，“斆”是君子之学，《礼记·文王世子》曰：“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斆”的内容是人伦五常，也就是《中庸》“五达道”、“三达德”等相关的内容。《孟子》有言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將以斯道觉斯民也。”（《万章上》）这不得不使人想起《中庸》中博、厚、高、明、悠、久之类的相关思想。因为《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的“道”，是天道与人道的合称，指的是下学上达的超越过程。没有觉，没有悟，人不可能会天道人道，当然就更不可能博、厚、高、明、悠、久了。

孔子曾经反复地要求他的学生要努力地学习。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民斯为下”的原因，并不在别人，而是在于你自己“困而不学”。在孔子看来，学习要能举一反三，要闻一知十，这才是温故而知新，才是创造性的学习。这就是“觉”，就是“悟”，就是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子思子曰：“吾尝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学则寤焉。”（《孔丛子》）这里的“寤”通“悟”，指的是一种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与思彼此激发之后豁然开朗的境界。孔子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斆”，是一种思与学交替激发、彼此推动的“觉、悟”运动，是自我的人格境界得以不断提升的过程。从“罔”与“殆”的反面，我们看到了学与思的结合，其结果就是“明”，就是“著”，就是“大”。一个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丰富知识，在思想境界上已经由觉、悟，最终抵达了明、著、大的人，与“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的人相比较，他的性情世界当然是大不一样的。

“斆”，之所以能够由“觉”、“悟”抵达“明”、“著”、“大”的性情境界，在先秦儒家看来，是因为“斆”可以通过对传统文献的学习，习今、知古进而知天。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温故而知新”（《为政》）。《说文》曰：“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墨子·经上》曰：“故，所得而后成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交性者，故也”（第11简）与“有为也者之谓故”（第13简）两个命题。“交”，裘锡圭先生释为“实”；“故”，孙希旦《礼记集解》云：“故，谓有为为之也。”陈宁先生释简文中的“故”为“《诗》《书》《礼》《乐》”。[④] 《诗》《书》《礼》《乐》皆儒家教化的工具，当然是“有为为之”者。“有为为之”与《经上》之“所得而后成”实际上是相通的。但是，仔细捉摸，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却更富于哲理，更富于超拔的精神。《论衡·谢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程树德《论语集释》引孔氏《礼记叙》曰：“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识前言者”，君子博学多闻，以古为鉴，心胸豁达，眼界高远，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对人生的各种喜怒哀乐、穷达贵贱、生老病死，就可以高瞻远瞩，视之如浮云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逸周书》曰：“天为古，地为久。”古则久，久则天，天长地久，雷霆震荡，风雨博施，负阴抱阳，成己成物。故“《春秋》之道，奉天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主不稽古，无以承天”（《后汉书·范升传》），法古就是奉天，稽古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