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八例均毫无疑问地属于情实之情，这个“情”字虽然在有的时候包含了情感的成分，如第7例就较为突出（单独地看，这个“情”似为情感之情，但它与前面的句子一搭配，我们就发现它主要是表示“真实思想”的意思，当然也包含了情感，亦即价值选择的“情”），但是，总的来讲它们的主要用意，在于说明探赜索隐、钩沉致远之后，卦爻所显示、揭发出来的思想和吉凶状态；而且在有的时候还表示事物的质实、天地的玄机，如第1、2、3、4例。这是受《周易》一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的必然现象。

另外六例均为情感的情。由于情况有些特殊，故不得不在此作一些必要的剖析：

1，利贞者，性情也。（《乾彖》）

已见上面的阐述。这是相对于“性”运用的情感的“情”。

2，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乾彖》）

已见上面的阐述。此指爻之情，亦指由“性”而激发出来的人之“情”。

3，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系辞传》）

如果从上文“圣人之情见乎辞”的角度来讲，这个“情”字似乎为情实之情，但是，笔者以为，这个“情”还是界定为情感的“情”比较好。第一，爻象是“六爻发挥，旁通情”的产物，属于“利贞”的范围；第二，“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 在《易传》中可以理解为刚柔复变的性情、善恶损益的德性给自己带来的吉凶祸福。第三，从爻本身、彖本身来讲，它们都属形而下者。爻是对人生处境的具体、动态设置；彖是对各种卦象基于社会生活之经验进行的描述，其方而直、圆而神的表述中，透出的是对人之“情”的关注。

4，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系辞传》）

这里的“利”字，按李鼎祚的说法，与“变而通之以尽利”、“利见大人”、“利有攸往”之“利”是一样的。[14] 也就是说，人的变动是在“利”的驱动之下的一种价值选择，故“变动”是有一定的情感、情绪动力的。在不同的情感、情绪驱动之下产生的变动而带来的吉凶，当然会激发起更大的心理、情绪反应。因此，“吉凶以情迁”的“情”字当为情感义。说这个“情”字是情感义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后面紧接着的“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爱恶、悔吝、利害都是情感激荡的产物，而“吉凶以情迁”的命题，实际上是在说，人生的吉凶、祸福都是在价值观念的驱动下，情感取向导致的结果。

5，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系辞传》）

“情伪”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多见，其中的“情”字，在很多情况下为情实义：

1）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人君泄，则言实之士不进；言实之士不进，则国之情伪不竭于上。（《管子·七法》）

3）慎维深思，内观民务，察度情伪，变官民能，历其才艺，女维敬哉。（《大戴礼记·文王官人》）

4）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传》）

5）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吕氏春秋·论人》）[15]

但是，《系辞传》“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中的“情伪”，虽然在表面上与上面的引文一样，是一个复合词的形式，可实际上它们是两个词，情是情，伪是伪，就像爱是爱，恶是恶，远是远，近是近一样，它们之间是对立的，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合结构，是“相感”的关系，它们二者并无复合词词素之间的内在张力。因此，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情伪”的词，实际上与上面引文中的“情伪”是不一样的。在“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的语境中，这个“情”与“伪”明显指的是真诚和虚伪，它们与“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是成龙配套的一组表达。

在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中，作者将“情”与“伪”相提并论：“凡人伪为可恶也。伪斯吝矣，吝斯虑矣，虑斯莫与之结矣。慎，仁之方也。然而其过不恶。速，谋之方也，有过则咎。人不慎，斯有过，信矣。 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第50-52简）这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初步接触文献，这个“情”字似乎是“情感”的意思，但是，结合《性自命出》的整个文本和思想体系，我们发现这个“情”字高于一般的情感、情绪的“情”，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圣洁，可能是介于孔子与孟子之间，为孟子和子思子之“诚”的前奏或铺垫。[16]《易传》中这个“情伪相感”的“情”与“伪”就与《性自命出》中的“情”与“伪”很相似，指的是性情、情感和品质、德性上的真诚与虚伪。

6，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系辞传》）

相得则吉，不相得则凶的“情”当然是情感之情。韩康伯云：“近，况比爻也。《易》之情刚柔相摩，变动相逼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违之患也。或有相违而无患者，得其应也。相须而偕凶，乖于时也，随事以考之，义可见矣。”[17] 韩氏的诠释相当深刻，把阴阳、刚柔、仁义与“时”的摩荡中，“情”的相违、相须而导致的吉凶悔吝说得很有生活的厚重感。近而不相得，故凶。为什么不说“远而不相得”呢？因为只有“近”，情感才会产生真正感应的作用，喜怒哀乐，才会引起应有的反应。阴与阳、刚与柔，都只有在一个能够引起彼此排斥或吸引的范围之内，才会相推、相荡，这与情感的感应形式是完全一样的。

将“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之“情”解释为情感的另一个重要佐证，就是在这个表述的后面，《系辞传》紧接着就写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金景芳先生针对这几句话说：“这段话与《周易》没有丝毫关系。总的来看，这一章语无伦次，杂乱无章，肯定不是孔子做的。”[18] 金老的这几句话说得过头了一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第一，这段文字也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之《系辞传》，说明这几句话已经由来已久，属于先秦文字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我们说《易传》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但是并不是说就一定是孔子亲笔所作，二者的区别是相当大的；孔子的后学良莠不齐是难免的，即便是写得差一点，难道就不是孔子的后学？尤其是，难道就不是传承孔子的学问？第三，这几句话实际上是围绕着“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而发的，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凶、害、悔、吝”，另一方面也是总结相得与不相得之情有哪一些表现的方式，与“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乾·文言》）、“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系辞传》）的思想理路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辞”是人的性情的直接表现，在它的惭、枝、寡、多、游、屈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情绪与动机，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①] 王博著：《易传通论》，中国书店2003年8月版，第49页。

[②] 刘师培曾经指出：“三代之时，文字勒书于简毕，有漆书刀削之劳。抄胥非易，传播维艰。学术授受，多冯口耳之流传。孔子之以六经教授也，大抵仅录经文以为课本，而参考之语，诠释之词，则大抵以口耳相传。”马宗霍也说过：“孔子治经，述而不作；孔子传经，授而不书。弟子所接闻于师者，互有所记，或举大义，或撢微言，详略偶殊，异同斯出，弟子又各以所得者为传授，承之者其详略异同亦必如之。”（参见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页）余嘉锡先生也说过，先秦诸子之书，往往是聚徒讲学而成。先生讲学之言，弟子各有所记录，并予以加工整理，形成各种传本，在学派内部传习，有时还附有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其中数传之后，先生的东西和弟子的东西往往难以分辨清楚，所以就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先秦诸子之书，不必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云某某之作，只是说其学出于某人。（参见余嘉锡著：《古书通例》卷四“古书不必手著”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按李学勤先生的表述，《易传》是孔子的作品，但是并非每一个字都是孔子亲自写的。我们看到的《易传》是其后学一代代口耳相传绍述其师的结果。

[③] 此引据廖名春、邹新明校点：《孔子家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④] 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九州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817页。

[⑤] 朱熹撰：《周易本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8年5月版，第59页。

[⑥] 李光地纂：《周易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