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图象我们直观地发现，不论错卦，还是综卦，从卦形上来讲，首先给我们的第一感观，就是对称美（当然还包括回旋美、重叠美、反复美、动态美等等）。那么六十四卦卦形对称美的义理根源在哪里呢？董光璧先生在其《易图的数学结构》一书中研究指出，六十四卦有阴阳守恒律和阴阳平衡律，所谓阴阳守恒律，说的是“尽管卦有千变万化，但是，在同一卦系中，各卦中的阴阳爻数之和是不变的。这意味着由卦系表示的事物任一可能状态中的阴量和阳量的总和是守恒的，也就是说阴量和阳量是不生不灭的，只能是相互转化，即阴量转化为阳量或阳量转化为阴量，显示阴阳的消长。”所谓阴阳平衡律，指的是“对于两仪、四象、八卦……等卦系，阴爻数的总和等于阳爻数的总和，即各为卦系总爻数之半。”“阴阳平衡律意味着，对于任何以r级卦系表示其可能状态的事物，尽管在每个可能的状态中阴量和阳量可能不同，但存在于各可能状态中的阴量之总和等于阳量之总和。”[⑦] 董先生的表述，对我们理解《易经》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是有深刻的启发作用的。

笔者的意思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七情六欲。《礼记·礼运》所谓“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人不可能永远都只是喜、只是怒，或者只是具有各种情绪的某一项，它必然是各种情绪在交替的存有状态之下才能得以正常运转，否则就是精神失常。所以，人之所以为人者，一方面是每一个人都天生的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各方面情绪表现，这可以最终归结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阴阳守恒律；另一方面又都是在交替的状态下、调节的状态下才能存有，这可以归结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阴阳平衡率。高亨先生云：“《周易》卦爻辞写定在三千年以前，所以可贵。……《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至晚产生于殷代。卦爻辞的作者受卦象的启示，写出这部书，其中含蕴的辩证观点是更加具体、明确，比较广阔、深刻了。”[⑧]《周易》的卦象“至晚产生于殷代”的判断，说明了《易经》的卦爻体系所涵括的思想即便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受到了理论上的陶冶与考验，后来被先秦儒家开发出一整套深刻的思想来，并不是偶然的。“卦爻辞的作者”，当然指的是先秦儒家，是以孔子为首的第一批易学专家对原始的卦象进行了辩证的诠释，具体、明确、广阔、深刻地刷新了《易经》的历史。其刷新《易经》理论面貌的关键，就在于殷周以来的卦爻体系本来就具有一套对立统一、辩证发展的思想，而且其中也包含了性情思想的某些基本规律。董光璧先生之阴阳守恒律和阴阳平衡律的理论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无意中对《易经》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也进行了精密的概括，实在令人茅塞顿开。

《系辞上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学家金景芳先生说：“‘在地成形’，‘形’是什么？我认为‘形’是五行，就是水火木金土。”[⑨] 因为五行相生相克的综合性思维的最终结果是阴与阳的中和，[⑩] 因此，《系辞上传》的这段话的本质是“中”，其思想背景是《乾卦·彖传》中的“保合大和，乃利贞”。《系辞上传》又云：“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前一句是讲阴阳刚柔之间的对立统一；后一句则讲八卦之间相互制约的综合平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但是，不论是对立还是统一，不论是变动不居还是平衡宁静，它们始终都相处于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之中。《中藏经·阴阳大要调中论》云：“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则不能为天地；非五行，则不能为阴阳。”这段话使我们发现，《易经》的卦爻体系，并不仅仅只是阴与阳、乾与坤、天与地的彼此孤立的摩荡，更为重要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一个不断生化，不断裂变，综合涵化，辩证日新的交错体系。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尚书·禹夏书·皋陶谟》中有所谓“九德”之说，指的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仔细品味，实际上这就是九对性情上的矛盾统一体，之所以称之为“德”，就是要对这些本来是天生的品性，进行“刚柔相摩”式的磨砺，使之成为一种可造福于社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具有教化性的儒家中和式的品德。孙星衍对《皋陶谟》的“九德”有很好的疏语：“宽绰近缓而能坚栗，柔顺近弱而能对立，愿悫无文而能谦恭，治事多能而能敬慎，驯扰可狎而能果毅，梗直不挠而能温克，简大似放而能廉约，刚者内荏而能充实，发强有为而能良善，此似相反而实相成，五行生克之用，圣人发阴阳以治性情之学也。”[11] 这毫无疑问是植根于《易经》的卦爻体系，在代代相传的儒家学者努力之下逐步阐发出来的十分精微的性情思想的经典性表述之一。究其实，这是《易经》阴阳相推、八卦相荡、触类旁通、气象万千的卦爻体系的一种儒家德性化的表述。

站在这样的角度，我们再来审视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我们就会感到《易经》之卦爻体系中纵横交错、彼此对应的卦爻关系中实在是隐含了丰富的性情思想，因为这个图的实质不仅仅在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于无穷，而且在于六十四卦之间彼此交错、守恒，互补、互动的生发关系，联系先秦儒家经典中有关性情思想的内容，我们完全可说，这也是对由天而命，由命而性，由性而情，情又因物而起，气象万千的一种“象”化、符号化的描述: [12]

（图略）

邵雍的这个图包含了丰富的性情思想，《泰卦·彖》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因此“小往大来吉亨”；如果天与地，阴与阳，上与下“不交”，则“万物不通也”，而“万物不通”的结果，小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大则“天下无邦”，后果不堪设想。换言之，体现在《易经》卦爻体系上，穷通变化，吉凶祸福，实际上就是讲各卦之间、各爻之间是否在空间和时间上，恰当地彼此感应而“有孚在道”“位正中也”（《象上传》）。王弼云：“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夫为阴则不能为阳，为柔则不能为刚。唯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不柔不刚，然后为刚柔之主。故无方无体，非阳非阴，始得谓之道，始得谓之神。”[13] 究其实，不阴不阳，不柔不刚，而为阴阳之宗、刚柔之主者，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至德，也就是《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乃利贞”的通达涵化之景象。朱熹云：“伊川言：‘《易》，变易也。’只说得相对底阴阳流转而已，不说错综底阴阳交互之理。言《易》，须兼此二意。”[14] 真正点出了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的实质。说到底，邵雍的这个图不仅注重了《易经》思想“阴阳相推”的一面，而且也注重了其中更重要的“八卦相荡”的一面；不仅形象地描述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命性情的生化下贯模式，而且也展示了各种复杂的情绪在现实境遇中物我感应、因时而迁的过程。

六十四卦之卦与卦之间由损而益，否极泰来，乐极生悲，非刚即柔，非复即变的变迁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每一个卦象中，由初爻到上六极为微妙、精致的演化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在具体的境遇中人之所以为人的性情、价值选择。而且从整体来讲，各种卦之间，各种爻之间，还有依托于天地的十分深刻的对应关系，这些关系往往阴阳相推，刚柔相荡，最终使《易经》的卦爻体系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综合平衡的动态整体。因此，由《周易》的卦爻辞延伸到卦象，再由卦象之刚柔相济、阴阳相推、八卦相荡的角度来审视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并且将邵雍对卦爻体系的理解与上引《虞夏书·皋陶谟》、《虞书·舜典》、《商书·洪范》等相关内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感到《易经》的卦爻体系实在是精妙绝伦。[15]

[①] 程颐著：《周易程氏传·易序》，见《二程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690页。

[②]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页。

[③] 《周易正义·上经·乾》，见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2页。

[④] 《周易正义·上经·乾》，见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1页。

[⑤] 《周易正义·上经·乾》，见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