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易经》之卦爻体系的消息盈虚，对潜藏其中的性情思想进行了必要的发掘。文章认为，《易经》之卦爻体系展示的是一个开放的人学体系。文章以董光璧的“阴阳守恒律”、“阴阳平衡律”、来知德的“错卦”、“综卦”等概念以及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来研究《易经》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把它视为一个阴阳相推、刚柔相荡、综合平衡的一个动态整体。

关键词：《周易》；卦爻体系；中和；性情思想；综合平衡

《周易·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由此可见，《易经》的卦爻体系具有深厚的性情思想。《易经》的卦爻体系是一套融汇了中国先民无穷智慧的符号系统，不论从每一个卦象具体而微的变化过程来讲，还是从整个六十四卦“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轨迹来讲，都显示了中国先民人学的理想追求。如果说，每一个卦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每一个爻代表的是一种人生的境遇，那么，人们在不同的卦爻中就必然有大不相同的性情选择。程颐云，《易经》“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①] 正说明《易经》之卦爻体系本身有丰富的性情思想，值得我们深究。

站在现代科技的角度，我们发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维定势，展示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裂变序列，它有太极之根、之始，但并无穷尽。从天命、性情之学来讲，它是一个开放的、无限伸展的人学体系。《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王弼注云：“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②] “性其情”的命题虽为王弼首先提出，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的渊源，它是深刻地浸透在《周易》的思想体系之中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乾坤为六十四卦之门，更是六十四卦之蕴，正是由天、由太极显发出来的无限生机，“天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在《周易》的卦爻体系中，是落脚在“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上的。过去，人们在理解王弼之“性其情”时多有“以天制命，以性宰情”的偏失。事实上，这里的“性”来自天，来自命，来自乾元的大化流行，指的是乾元之性，是天地之性，是生化流行可以创造无限生机的性。因此，这不仅不是宰制其情，而且更是扩展其情。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言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足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③] 孔氏的理解正确与否，笔者暂不理论，但孔氏的诠释是以天显而为命，命显而为性的下贯模式作为背景，却是毋庸置疑的。在《易经》的卦爻体系中这种下贯模式，就“象”化为乾、坤、屯、蒙、讼、师、比……，不断向前推进的演化过程。正因为如此，经文“乾：元、亨、利、贞”中，实际上也隐含了由天而命，由命而性，由性而情的下贯轨迹。《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④] 这描述的正是天以健为用，运行不息，应化无穷的生化之德，此“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⑤]

说“能使物坚固贞正”是正确的，这正是王弼“性其情”的精神，但“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却错了。因为在《易经》的卦爻体系中，由太极而两仪、四象、八卦……，其周而复始，阴阳消长的顺序排列体现了鲜明的、循环提升的周期性，它是没有终结的，是无穷无尽的。宋代易学家邵雍在其《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写道：

太极既分，两极立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分因分阳，递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百，百分千，千分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

在邵雍的笔下，《易经》的卦爻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连续增加，不断递增的完备的开放体系，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一百二十八卦……，一直到《易林》的四千零九十六卦，而且还可以不断增加，以至于无穷。汉代易学家称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为十二消息卦。前面的六卦是阳长阴消，到乾卦时，阳长到极点，然后阴长阳消，一直到坤卦，阴长到极点。这本来是以十二消息卦来表示一年的月份，这也是一个螺旋上升、无穷递增的体系。如果不把它当作一堆占卜的符号，而把它纳入到先秦儒家的人学体系之中来考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人性不断提升、不断完善、无限扩展以至于无穷的序列呢？笔者以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易经·彖传》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的“时”。人们在诠释《易经》的时候，往往将重点是放在“变”上的，殊不知“时”之不存，“变”将焉附？《礼记·中庸》“君子而时中”，就是在《周易》的精神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之后所推出的精妙的判断。它的意思是，君子就是要法天之道，自强不息地守道、求道，就是要在不同的境遇之中（在不同的卦象设置的人生处境中）坚守自己的“刚中”性情，坚守自己的“大丈夫”人格。这正是先秦儒家人学高远无极的境界。人生吉凶祸福的境遇是时势造就的结果，就像卦爻之消息盈虚之因时而迁一样，往往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易经》之卦爻体系所要真正突出的，是在时势的损益盈虚中坚持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由“天”（太极）演化而成的“两仪”（阴阳、刚柔）摩荡而成的“中和”精神。先秦儒家正是抓住了《易经》卦爻体系中的这一基本的精神做出了一篇回响千古的文章——《易传》。换言之，“时”与“变”，是两个互为依持的变量，它们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随“天”而“化”，左右着我们的世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与“变”营造的境遇中，就有了形似天渊的不同选择。《周易》卦爻辞所追求的“刚中”，《中庸》里讲的“时中”，实际上都是从《易经》之卦爻体系中孳乳出来的一种价值选择。

《周易·乾卦·文言》云：“龙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正中之龙德，上承于天，下开于人，因此，在天为乾，在人为健。正中之德，首要在“正”，此为“庸言之信”的“信”；其次在“中”，此为“庸言之信”之“庸”。庸者，中庸。“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性情上要有一个起码的底线，有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度”。克己复礼也罢，“飞龙在天”也罢，都不能过分。克己复礼过分，则有失于“和”的原则；“飞龙在天”太过分，就必然“亢龙有悔”。过分，就违背了《易经》卦爻体系所展示的“中和”原则。“言”与“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情表征，故《系辞上传》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只有在性情上刻意地修养、提升自己，人才能够有真正恰当的言行。这正是先秦儒家用《易经》的卦爻体系来矫正人性的秘密。“闲邪存其诚”，是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变化万千，纷繁复杂，无不时时刻刻、随时随地扰乱、牵引着人的性情，只有大人、君子才能真正做到正中守道、诚信求道，以静制动、以静制远，此所谓居易以俟命，隐居以求志，越是穷困蹇促，越能锤炼人的意志；越是风波不息，越能丰富人性的内涵。如此一来，《易经》的卦爻体系透过孔子为首的易学专家的各种诠释，我们发现，何以度过各种祸福、灾祥的人生关口实际上已经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在各种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锤炼自己守道、求道、证道的意志，才是《易经》真正的理论指向。

在《易传》的作者们看来，“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