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使儒学（或者任一理论）成为活物，是读者这个主体使儒学对读者发生作用，而不是儒学这个对象（客体）自行对读者发生作用。儒学如何对读者发生作用呢？只有通过理解、判断和选择。如果说文本的含义在阅读中呈现出来，那么大体可以说，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教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儒学讲的道理对不对，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如果说儒学中有什么不良的东西，读者拒绝它不就行了吗？读者是自由的。儒学有什么思想是一回事，它能对读者产生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读者无法改变儒学本身的思想或含义，那么，他却一定有权利、有责任，更重要的是有自由理解、分析、裁判和选择它的思想，有自由决定其思想对自己产不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不这样，这是读者的自我放弃，而不是儒学的责任。孔子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慎重对待儒学吗？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卸给儒学呢？所以，批判对象化了的儒学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但是，经过阅读，儒学的某些思想被接受，成为行动的思想资源，发用为生活，它就不再是对象，因此，我们的讨论就转入下一步。那么，如何对待已经成为思想、生活的儒学呢？可以肯定的是，当发现思想和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批判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批判指向谁呢？是儒学还是我们的思想？（当进行批判时，儒学和思想都被推出批判者而成为对象，即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对象。）答曰：自我批判——接受批判的应该是我们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并用以指导生活的儒学，也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如果说儒学的某些东西错了，从而错误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那么，即使批判了儒学这个对象，仍然不能解决我们自身的业已存在的思想问题，我们仍然必须返回自身，反求诸己，进行自我批判，才能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解决生活问题。这正是儒学所说的“反求诸己”，“克己复礼”。把造成思想问题和生活问题的责任推卸给儒学，难道不是怨天尤人，难道不是归咎历史，逃避责任？！

最后想说的是，不知这场争论是殊途同归，还是道术之为天下裂，有人往而不返？在这场讨论中，无论就立场、方法，还是言说方式，双方的差异都很大。双方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对话平台，恐怕只有各种各样的公共的说话场所。《儒家伦理争鸣集》就是这样的说话场所。作为反方的先锋和主力，也作为《儒家伦理争鸣集》的筹建者，郭齐勇先生能够主动地营建公共的说话场所，让双方的争论在这个场所中集中展开，让读者在这个场所中全面地统观这场争论。此书基本上收集了正反双方的主要文章，并收集了一些相关的但没有直接介入争论的文章，汇集成这本五颜六色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也许正因为五颜六色，才是争鸣，也才具有公共性，也才是群而不党。尽管双方没达成基本的一致，但双方的主要观点、方法等等，基本上都已说完，故这个话题或许可以暂且搁下。“述往事，思来者”，后人可能重提旧事，但希望也相信，后人能够了解地同情并同情地了解他们的历史，与为儒学复兴、为民族复兴的奋斗者情同手足，感受儒学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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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至于那些依托伦常关系建立的权力纽带（即通常说的裙带关系），问题不在于伦常关系本身，而在于权力者滥用权力。伦常关系跟权力裙带关系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胡乱追究责任，伤及无辜，把滥用公共权力造成的政治腐败归咎于亲情伦常，破坏正常的伦常生活。

[②] 正方的逻辑，基于两个前提：前提1：对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前提2：把三者看成因果关系。其中，儒学属于文化领域，腐败属于政治领域，另外还有经济领域。由此而影响经济领域的发展。（笔者已作文《近代以来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对反古逻辑作了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