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楚文字竹简。1998年5月，经荆门市博物馆整理、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校审的《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发行。几乎就在同时，5月2日，北京的一批学者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就郭店楚简中的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首次讨论；5月22-26日，来自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在美国Dartmouth College召开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6月10日，《郭店楚墓竹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联想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至今尚未全部整理完毕并公开出版，郭店楚简在出土后所受到的“待遇”，不敢说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郭店楚简”如今几乎成了重写历史的象征，诸如下面所引的这些文字，在有关的论文中随处可见——“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杜维明语）“这次郭店的楚简，虽说数量最少，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也许价值最高。”（庞朴语）“郭店楚简的出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早期儒家，而前期儒学发展史必定要改写。”（姜广辉语）

有见于此，本文试图对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及其限度略作阐发，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批竹简的情况。据说郭店一号墓曾经被盗，竹简亦未幸免一难。劫后竹简剩余804枚，出土时已散乱无序，经整理，共得13000余字，全部是有关思想文化的文字。根据墓葬的型制和随葬器物的纹样等证据，考古学家推定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是墓中殉葬耳杯所称的“东宫之师”，也就是楚国太子的老师。

经整理，楚简所包括的典籍大致可以分为道家和儒家的著作。道家著作共计两种四篇，其中互不重复的摘抄本《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有11种共14篇，它们是《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各一篇，以及《语丛》四篇。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虽有近于儒家的语句，但因其过分强调禅让，或许当划归纵横家；而四篇《语丛》，杂抄百家之说，疑为教学用书，与汉初贾谊《新书》中的《连语》、《修政语》、《礼容语》等篇有些相似。

自此，我们已经对郭店楚简有了初步的印象，但对其思想史的意义或许还不甚了了。不过，一旦将这批竹简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若干悬而未决的疑案联系起来，前面所引的那些美誉之辞也就不难理解了。

疑案之一：孔子与孟子之间的儒学发展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

据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子思名伋，孔子之孙，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故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是较为接近的两派。尽管《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由于《子思子》在北宋以后佚失，长期以来又没有别的材料可资利用，所以孔子与孟子之间百余年的儒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始终未能得到澄清。如今随着郭店楚简所含儒家著作的整理出版，孔孟之间曾经失落的历史联系终于有了补足的希望。

就子思之儒的著作言，《隋书·音乐志》引梁人沈约之语，断定《中庸》、《表记》、《坊记》和《缁衣》皆取自《子思子》。沈约的时代，《子思子》正在流传，尚未佚失，故沈氏所说自然是有根据的。由此，《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篇可以被认定为子思所作。有专家进而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与思想性格出发，根据《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的批评并参考《中庸》一书，认定楚简《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与《成之闻之》的前半部分，均为子思之儒的著作，代表了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

再就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性善说，而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一章所内含的心性论，正好构成了孔子与孟子之间所曾失落的理论链环。楚简发展了孔子的心性论，从天—命—性—情—道的逻辑结构来讨论人性的本质和作用，提出了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情出于性、道始于情、性一心殊等命题，为《中庸》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孟子性善说的出场，做了充分的思想铺垫。

疑案之二：《老子》一书究竟成书于何时？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问题可谓千古公案：老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子》成书于何时？抄本源流如何？太史儋就是老聃吗？这些问题在太史公那里就已搞不清楚，在古史辩中更成为了中心的话题。关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现代学者主要有三种看法。早出说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吕振羽、高亨、张岱年、陈鼓应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一书当成书于春秋末年；顾颉刚、刘节等人主张晚出说，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或汉文帝之时；而王国维、梁启超、冯友兰、侯外庐等则持战国说，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当然，彼此之间也有战国初与战国末的不同）。

1973年湖北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出土直接否定了晚出说，证实《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至少是在战国时期。但是，帛书《老子》仍留下了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即《老子》的成书究竟是在战国时期，还是在春秋末年？如果说是在战国时期，那么，究竟是在初期、中期，还是晚期？现在，郭店本《老子》（三组）的出土，又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帛书本更早的另一种《老子》传抄本，为解决上述疑难提供了新的非常有利的证据。考古学家确定郭店一号墓的入葬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由此可推断郭店本《老子》的抄写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如果这个估定时间大致准确的话，那么，《老子》一书的成书就当不会晚于战国中期。

疑案之三：道家在战国时期若干支派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作为先秦思想的重要流派，道家在战国时期又分化出哪些支派，各个支派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方面，郭店楚简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线索。在楚简中有《太一生水》章，认为太一生水，是道生一；水辅太一而成天，乃一生二；天又辅太一而成地，为二生三。天地相辅，以成神明、阴阳、四时、寒热、湿燥，故太一为天下母。最后一句袭自《老子》第一章“万物之母”无疑，但“太一生水”在思想上与《老子》又殊有不同，因而只能理解为对后者的一种发展。那么，《太一生水》究竟属于道家的哪个支派呢？

《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西出函谷关，关令尹喜索老子著书五千余言，故关尹乃老子弟子。《庄子·天下》以老聃、关尹为一派，其学“建之以常无有”，尚可与《老子》对应，而“主之以太一”则不见于《老子》，当为关尹的学说。《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关尹子》一书久已亡佚，今传本系伪书。《吕氏春秋·不仁》说“关尹贵清”，《庄子·天下》引关尹之语云“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如水，其静若镜，其应著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这些文字颇与《太一生水》所持“太一藏于水”之说相近。所以，有专家学者指出，郭店楚简中的道家著作很可能是关尹一派所传，其中就包含着关尹的遗说。

疑案之四：早期儒家与道家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关于早期儒道两家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曾有所描述：“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儒学亦黜老子。”人们通常由此认为儒道之间势若水火。其实，司马迁讲的是“学老子者”，即老子的后学。这说明儒道两家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二者的对立是孔、老后学的事，一开始并非如此。

郭店本《老子》的出土，为我们重建早期儒道之间的真实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今本《老子》十九章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众所周知，“圣”和“仁义”是儒家推崇的德行，故绝弃此三者，显然就意味着道家明确的反儒倾向以及儒道两家在价值观上的截然对立。但是，郭店本《老子》甲的开始一段却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依庞朴释文）“为”与“作”，皆言人的有意作为，即非自然的、非真情的行为。所谓“孝慈”，则指亲子之间真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不容有半点造作。于是，《老子》所要弃绝的便是辩、为与作等，而这些也是儒家常常鄙夷视之的。事实上，就在同时出土的楚简儒家著作中，就有把为、作与孝慈相关联的文字：“为孝，此非孝也；为弟，此非弟也。”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