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进而给“仁”安顿了天命与心性一以贯之的道德形上学根基。孟子说：“仁，人心也。[54]”又说：“夫仁，天之尊爵也。[55]”“仁”既是“天爵”又是“人心”；既是天道，也是人性。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仁”根源于“我固有之”且“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因此有普遍心性的依据。而人之所以有这个“仁”，乃是因为“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仁”就是“天”赋予人这一类物的“则”[56]。因此又有天命的依据。天道与心性一以贯之，是“仁道”的终极依据之所在。

作为人道之极的“仁”，不是需要的时候就拿来使用、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在一边的工具。“仁”既是出发点，也是终极目标，而且还应当贯穿于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的始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57]”。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圣人）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5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仁心”是出发点，“仁覆天下”是终极目标，而“仁政”或“不忍人之政”则是手段和途径。“仁”的精神必须贯穿始终，不可须臾离。如果手段本身已经包含了非仁道的东西，例如企图通过暴力强权和军事扩张来实现“仁覆天下”的目标，孟子则认为是不可取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是“缘木求鱼”。

“仁道”的价值超越一切手段和工具的价值。一切手段和工具，都必须为实现“仁”道的终极意义服务，而不是相反。工具理性任何时候都不可僭越仁道德性。在“仁”与“礼”，“仁”与“智”、“勇”等其他道德的关系上，“仁”都是根本，其他都是为了实现“仁”的手段，而不是相反。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乐”只是手段，“仁”才是本，离开了“仁”这个本，“礼乐”是没有意义的。又如对于“礼与食孰重？” “色与礼孰重？”[59]“嫂溺”要不要“援之以手”之类的问题，孟子认为，如果由于固执于作为手段的礼而导致人吃不上饭、娶不上妻子、嫂子落水都不去救，那就违背仁道精神了，这时就必须丢开“礼”而服从仁，因为“仁”才是最高原则，“礼”只是手段。“仁”是永恒终极的价值，而“礼”却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因革损益的。

“仁”是目标，而不是手段，因此“仁”是不可以用“有用”还是“无用”，“有利”还是“无利”来衡量其价值的。孔、孟并不否认“仁”具有利他、惠民等实际利益方面的因素，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把“仁”像墨家的“兼爱”那样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本于血缘亲情的“亲亲”之爱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它把功利的、互相利用的因素排除出了“仁”的范畴。“仁”有的时候的确也是会给人带来“利”的。但是如果本着求“利”的心去为“仁”，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60]。“聪明人”见“仁”有利可图的时候也会为“仁”，而一旦无利可图，则不能坚持下去了。而真正的仁者则不论有利无利都安于为“仁”，且乐于为“仁”。就像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之爱那样，非功利，不存在互相利用的心理。因此孟子认为在游说诸侯国君的时候，就不能用“利”去说，用“利”去说，越说离仁道的精神越远。孟子理想的状态是“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61]

“仁”道既然不可以用功利价值来衡量，因而仁者也就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宰我曾经问孔子：“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62] 如果不联系仁道精神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危机来看，宰我这个问题就显得滑稽而可笑。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追问：当一个人明明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他如果坚持仁道，就会对他自己很不利，那么他还坚持不坚持仁道？如果仍然坚持，就像宋襄公那样，是不是太蠢了？在春秋战国时代那种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的人是明摆着要吃亏的。不欲让失败落到别人头上，那就只好自己失败。面对这种现实，孔孟认为，假如由于坚持“仁”道精神，在现实的种种竞争中遭到失败，仁者也应毫无怨言。因为他尽管损失惨重，失去了许多，但却没有失去“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63]”因此穷于陈、蔡之间的孔子依然“弦歌鼓舞，未尝绝音”，对弟子说：“君子达於道之谓达，穷於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64]为了仁道个人遭受困厄无怨无悔。

之所以无怨无悔，乃是基于对仁道的终极价值的坚定的信念，即“仁”终将战胜不仁，仁者终将无敌于天下。虽然面对当时现实社会中真心实行“仁”的人总是倒霉而不仁不义者往往占上风的情况，孟子也不得不作出解释。他的解释是：“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65] 另外，孟子还坚信：“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66]”自春秋以来，各诸侯国“不仁而得国”的可以说比比皆是，孟子不得不承认“不仁而得国”的情况是有的。孟子没有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如果看到，不知对上面那两句话的后面一句，是否会有所修改。不过秦朝的短命而亡，汉初儒生总结秦朝教训的议论，则又说明不仁者即使得了天下也不会长久，孟子的话并不算错。

孔孟将“仁”提升到人道之极的高度，建立了以“仁”为根本，以“义”为原则，以“礼”、“乐”为表现形式的儒家仁学思想体系。“仁”是“人之安宅”，是人类和每个人的最后的精神家园。“仁”所体现的对于人类生存的关爱、对于同类生命的恻隐之心、对于他人的友善、怜悯与同情，应当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终极依归。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措施和目标，最终都应当服从仁道的要求。一切以非仁道的手段、或假仁道为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实现经济指标的做法，都是与孔孟仁学背道而驰的。虽然中国历代统治者们大多并没有真心按照孔孟的精神去做，但孔孟仁学的上述思想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所贡献的价值却是极其重要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或许世道人心就是永远处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中：越是在社会竞争激烈、功利要求迫切的时代，仁道精神越是容易陷入危机；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内心对于仁道精神的渴求与呼唤也越是强烈。孔孟“仁学”的永恒魅力也就在这里。

[1] 《左传》昭公十二年。

[2] 《左传·僖公三十年》

[3] 《国语·周语中》

[4] 《左传·僖公十四年》

[5] 《国语·晋语六》

[6] 《左传》定公四年

[7] 《左传》昭公元年。

[8] 《左传》成公五年。

[9] 《国语·齐语》

[10] 《国语·晋语二》

[11]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2]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3] 《国语·周语》

[14]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5] 《孟子·公孙丑下》。

[16] 《孟子·尽心上》

[17] 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十三。

[18] 《庄子·胠箧》。

[19] 《孟子·梁惠王上》

[20] 《孟子·梁惠王上》

[21] 《吕氏春秋·顺说》

[22] 《史记·商君列传》

[23]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24] 《商君书·画策》

[25]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26] 《韩非子·说疑》

[27]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28] 《战国策·秦一》

[29] 《战国策·燕一》

[30] 刘向《战国策书录》

[31] 《墨子·经上》

[32] 《墨子·经说上》

[33] 《韩非子·解老》

[34] 《左传》僖公九年。

[35]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36] 《左传》僖公二十二、二十三年。

[37]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38] 《孟子·滕文公上》

[39] 《左传》定公九年

[40] 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41] 《论语·颜渊》

[42] 《论语·颜渊》

[43] 《论语·雍也》

[44] 《论语·阳货》

[45] 《孟子·公孙丑上》

[46] 《孟子·离娄上》

[47] 《孟子·告子下》

[48] 《孟子·尽心下》

[49] 《中庸》

[50] 《孟子·尽心下》

[51] 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

[52] 《论语·里仁》

[53] 《论语·卫灵公》

[54] 《孟子·告子上》

[55] 《孟子·公孙丑上》

[56] 参见《孟子·告子上》

[57] 《孟子·离娄下》

[58] 《孟子·离娄上》

[59] 《孟子·告子下》

[60] 《论语·里仁》

[61] 《孟子·告子下》

[62] 《论语·雍也》

[63] 《论语·述而》

[64]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

[65] 《孟子·告子上》

[66] 《孟子·尽心下》

Abstract: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