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代，“仁”的品德对于君主来说，甚至不再被看作是一种优点，而是一种缺点。有一个叫成欢的人就曾批评齐王“太仁”，并指出正是由于齐王的“太仁”导致了兵弱政乱的亡国朕兆[23]。学者和政治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仁义”提出了批判和否定。商鞅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24] 韩非子把仁义比作小孩子的游戏：“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25]因此他主张：“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26]”“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27]”商鞅与韩非的思想，对秦国的政治都有重要的影响。秦国正是不讲仁义，凭借武力、强权、算计，吞并了各国，统一了天下。

士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战国时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他们成为与从前讲仁义的“君子”们完全不同的新的一代。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策士便是当时这批人的代表。苏秦面对当时的现实，以为“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他刻苦读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要让人主“出其金玉锦绣”，为自己取得“卿相之尊”[2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连横”也行、“合纵”也行，可以不择手段。至于这种手段是不是符合仁义，却不在意。他曾对燕昭王说 ：“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其。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鰌，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29] 仁、义、孝、廉这些道德观念，都被醉心“进取”的苏秦否定并抛弃了。

于是战国时期，无论君主还是广大士人，纷纷“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茍以取强而已矣”[30]。仁道精神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仁”道精神之所以陷入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现实的功利目标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仁”道精神的核心部分包含有不能以功利的、算计的态度来对待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意思，任何把人当作手段去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做法，都是不仁的。“仁”固然具体表现为对他人的爱，但如果这种爱仅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回报，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算账基础上的爱，那也不能算仁。当时人们通常也是这样来理解这个“仁”的。如《墨经》里说：“仁，体爱也。[31]”“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32]”这就是说，仁体现为对他人的爱，但这种爱不是出于利用别人的目的，就像爱自己不是为了利用自己一样，这和爱马是为了利用马是不一样的。 韩非子也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33]”韩非子虽然否定“仁义”对于国家政治的价值，但是他在《解老》篇对“仁”所下的这个定义，仍然承认“仁”应当是一种对于他人的发自内心的不求回报的爱。

但正因为“仁”不讲回报，不计算投入产出，因此如果从效益和功用的坐标来衡量，“仁”是没有效益的、“无用”的。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国与国的力量对比在变，人与人的身份地位在变。强者为王败者为寇，竞争十分激烈。但正是这种动荡和竞争的时代环境，为个人和诸侯国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机遇和可能性，诸侯渴望尽快国富兵强，个人渴望尽早飞黄腾达。对国家来说，强兵富国是硬道理，争霸称雄是硬道理。对个人来说，竞争进取是硬道理，出人头地是硬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而言，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功用都变得十分重要。然而仁道精神提倡的却是非功利的克己，不计效益的爱惠，这确实帮不了上述硬道理什么忙。

齐桓、晋文玩“假仁”能奏效，恰恰是因为那是“假”的。如若当了真，像宋襄公那样，就要吃大亏。宋襄公可以算是颇有仁道精神的君主，他一上台，就“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34]，可见他用人的标准是“仁”。晋公子重耳流浪到宋国，他慷慨资助“马二十乘”，却没有像楚子那样提出将来“何以报不谷”的功利要求。这也是很有仁道精神的[35]。但是宋襄公又经常“欲合诸侯”，有称霸的欲望。他既想像齐桓公那样成为诸侯霸主，又不愿放弃仁道的精神，要做仁人君子。用俗话来说，就是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或许他错就错在不懂得像后来晋文公们那样假“牌坊”以做“婊子”，最终获得“婊子”之门“牌坊”存焉的好结果。他真诚地以为做“婊子”和立“牌坊”可以两不误。殊不知从本质上说“婊子”和“牌坊”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兼容的，争霸的功利目标与求仁的道德取向是矛盾的。宋、楚泓之战，宋襄公坚持“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仁道精神，结果被楚国打败，自己受了重伤，不治而死[36]。后来韩非子谈到这件事，尖刻地指出“此乃慕自仁义之祸”[37]。宋襄公坚持仁道的精神，但却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甚至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仁道的悲哀。

在宋襄公身上发生的事情在当时可以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表明，在当时，谁要是真诚地固守仁道的精神来处理事情，谁就会在激烈的政治军事竞争中处于劣势，走向失败！至少在当时可以预见的现实进程中，仁者未必如孟子所说的那样“无敌于天下”。事实恰好相反，在社会剧变、竞争激烈的时代，讲“仁”道的往往会败在不讲“仁”道的手下。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

春秋末年鲁国的阳虎有一句名言: “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38]， 十分精辟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仁道精神与功利目标之间的对立。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坚持仁道就无法富强，要想富强就顾不得仁道。阳虎看出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是什么呢？很遗憾，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富”而不选择“仁”。当时齐国老臣鲍国就曾评价阳虎，说他“亲富不亲仁”[39]。阳虎后来运用各种奸诈手段，试图在鲁、齐两国谋求个人的非常规发展。或许只是由于鲁、齐两国仁道遗风尚存，阳虎在鲁、齐的进展不是很顺利。但他最后投奔晋国的赵氏，受到赵简主的重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富贵梦[40]。

在这种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也就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意识到，要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成就功名，出人头地，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座标与道德观念作一番调整。如苏秦所言，“仁义”这些东西丝毫无助于“进取”，只可以用于“自完”。而这所谓“自完”，固然本是指自我道德之完满，但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转型时期，事实上往往恰好也意味着“自我完蛋”！如尾生高之守柱而死，如鲍焦之抱木立枯，他们所坚守的“廉”与“信”的道德算是完满了，但他们的命也完蛋了。

从春秋五霸的假仁假义，到战国诸雄的不仁不义，直至最不仁最不义、有虎狼之心的秦国统一天下，原始素朴的仁道精神一步步陷入危机。然而，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就是在矛盾与悖论中展开。与上述过程同时，关于仁道的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体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仁学。　

孔子、孟子都对“仁”的内涵作了一些表述。如“仁”的内涵包括“爱人”[4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3]”“恭、宽、信、敏、惠”[44]，“恻隐之心”[45]，“事亲”[46]或“亲亲”[47]，“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有所不忍达之於其所忍”[48]等等。但是，孔孟的更重要的贡献，倒并不在于提出“仁”这个道德概念并作了一些解说，而在于告诉人们：“仁”不仅是最高的道德，更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仁”是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之所在，而不是为了达到其他什么目标的手段。孔子说：“仁者，人也。”[49]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50]朱熹解释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51] 这也就是说“仁道”就是“人道”，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之所在。离开了“仁道”，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因此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52]”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53]”“杀身成仁”的庄严意义就是不愿意作为一个不是人的东西活在世上。

孟子进而给“仁”安顿了天命与心性一以贯之的道德形上学根基。孟子说：“仁，人心也。[54]”又说：“夫仁，天之尊爵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