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采取了两种绝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受经验主义影响的哲学家走上了一条拒斥形而上学的道路，这一派以严复、胡适为代表；一种是为了弥补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缺陷而走上了重建形上学的道路，这一派以熊十力为代表。二十世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就是在重构与拒斥形上学之间摇摆着的。徐复观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被誉为勇者型的儒者，与牟宗三、唐君毅同出新儒家的开山大师熊十力之门，但他的学术致思取向却与熊十力学派的其他成员完全相反，走向了一条消解形上学的道路，这实在是令人玩味。那么，在徐复观那里，消解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它又有哪些思想特色？李维武教授的《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为我们了解徐复观的心路历程，及其消解形上学的致思特征，提供了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

第一，该著以一种以人知人，以心印心、以问题为中心、与研究对象相对话的解读文本方法，深入地探求了徐复观的文化生命，真切地展现了他的精神世界。徐复观在对中国思想史作“现代的疏释”时，曾指出，“由古人之书，以发见其抽象的思想背后，更要由此抽象的思想以见到在此思想后面活生生的人；看到此人精神成长的过程，看到此人性情所得的陶养，看到此人在纵的方面所得的传承，看到此人在横的方面所吸取的时代。一切思想，都是以问题为中心。”“所以，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经过此种层层的研究，然后其人其书，将重新活跃于我们的心目之上，活跃于我们的时代之中。”徐复观所提示的这一解读文本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意义。李维武教授秉承这一方法，把徐复观放在二十世纪中国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这一历史背景中，并对影响徐复观其人其学最为深刻的三个因素即农村、政治、思想界作了充分的揭示。徐复观终身认定自己是“农村的儿子”，认定中国的劳动民众是“中国文化的母亲”，农村的生活成了徐复观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初的同时也是根源性的体验。而在时代的激流中，由于政治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生活的中心，徐复观也象同时代的诸多学人一样，从青年时代起，便因着革新中国社会的理想而卷入了现实政治的大潮中，并有机会进入当时高层政治圈，对以国共两党的斗争与联合为中轴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有了深刻的体验和了解。李维武教授认为这种人生历炼，是造就徐复观致思倾向与熊门其它诸子迥异的关键因素；在为学过程中，他的目光专注于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之间，把儒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在对中国文化进行的阐释中，消解了形而上学。

第二，该著将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现代的疏释”，准确地归结为消解形而上学的创造活动，并对消解形而上学的意义作了同情的阐释，突现了徐复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贡献。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只有认识和把握了这个特点，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的个性。由于重视现实的生命存在，强调“心”是通过活动、实践，文化创造呈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就存在于现实的人文化成之中，而不是形而上学所能昭示的。由此，徐复观对熊十力、唐君毅诸师友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批评，认为象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那样，希望借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用形而上学来昭示中国文化的精神，恰恰是背离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无论是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所凸现的对道德精神的自觉，始终是以重视人的活动、重视人的实践的性格为主体的，而不是一种重知识，重思辨的性格。对于徐复观这种消解形而上学的努力，李维武教授并没有采取学界流行的态度，对之一笔抹杀或认为他不懂哲学，相反，他对之作了以心印心式的同情理解。李维武教授认为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在于，现代新儒家的形上追求和本体建构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不能打成一片，因而，徐复观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本体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从而更富有生命力？中国哲学本体论怎样才能更多地吸取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点，从而更本质地把握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精神？李维武教授认为形上的追求和现实的生活世界两个方面对于哲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且也是重要的。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缺乏形上的追求，也不能远现实的生活世界。因而，对于如何在形上的追求和现实生活世界之间选择哲学的位置来说，徐复观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就是推动未来中国哲学的更大发展工作中，不可绕过的一个环节。

第三，该著展现了徐复观对中国的道德精神、艺术精神、史学精神的反思，揭示了《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以及《西汉思想史》这三部具有真知卓见的学术著作，在构建徐复观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中的支柱意义。在对中国道德精神的反思中，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文化性格、形成过程和历史价值进行了富有新的再发现、再阐释。认为中国道德精神主要是由孔、孟儒家所开启和完成的。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追求自然界的纯知识的“逐物之学”，而是立足于人自身生命、生活的重道德的“为已之学”。认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是我们先人对于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再生于当今世界的根基。在《中国人性史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忧患意识”这一关健性的范畴，认为“忧患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文精神的最初跃动，奠定了中国人性论的特点和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李维武教授认为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高扬，对立足于生命和现世进行道德追求的强调，正从人性的侧面展开了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本体论的消解。

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反思中，徐复观认为中国的艺术精神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孔子所奠定了儒家艺术精神，这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另一类是由庄子所奠定的道家艺术精神，即“为艺术而艺术”，后者最能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中国的山水画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体现者，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下，在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下，想由人间世超越到自然界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的产物，它代表了艺术对社会、对时代的一种“反省性的反映”类型。它呈现的是冲融淡定，物我皆忘的和平境界，能给躁动不安的现代人类注入平静、安定、和谐的因素，所以，它在当代世界，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精神自由的祈向和追求，代表的是中国人的生命跃动和生存智慧。

在对中国史学精神的反思中，徐复观认为“史之义，莫大乎通过真实的记录，给人类行为，尤是给政治人物行为以史的审判，此乃立人极以主宰世运的具体而普遍深入的方法。”对这种史学精神加以弘扬、使之传世的大思想家首推孔子。在《春秋》中，为了探求历史事实的真相，他不畏当世的权贵，敢于“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实现了历史的审判功能。同样，《史记》具有彪炳千古的真价值，也在于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道德理性的批判精神”，在于他把文化的意义置于现实政治意义之上，代表了历史的良心。所以，李维武教授认为对中国史学精神的阐释和发掘，是徐复观对中国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思考由个体扩大到整个民族，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重视现实、非形而上学的性格，使他的消解形而上学的主张，获得了更为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总之，阅读该著，我深为作者掘井及泉的功夫所感染。作为国内研究徐复观的知名专家，李维武教授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第一个将徐复观纳入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全程进行考察和定位的，此后在徐复观专题研究方面成果累累。代表性的著作有收入《现代新儒家学案》的《徐复观学案》，有《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徐复观与中国文化》、《徐复观新儒家思想研究》、还编选了五卷本《徐复观文集》等，正是他在徐复观研究方面的深厚积累，使得《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材料丰赡，概括精当，文字优美，对徐复观思想发展脉络及同时人的影响梳理明晰，对他在思想史上的定位准确。《评传》展现了徐复观丰富的精神世界，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他那颗跳跃不息的中国心，因而这既是研究徐复观人生道路、学术思想的典范之作，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另一种思想倾向之于哲学发展意义的正名之作。在该著中，“哲学家的语言”与“史学家的语言”恰似水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