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以“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论”回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性质。文章运用要素稀缺性与要素收益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问题，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利益分配上的隐性冲击，需要在全球化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意义上分析广义的生产要素，特别关注作为全球化基本特征的要素自由流动。因发达国家拥有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其在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一理论分析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新的发展战略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全新而复杂的运行机制要求我们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其内在的利益机制，从而认识全球化冲击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也必须从对新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上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贸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纳大学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执行董事、经济学家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规律，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在对这种冲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显现形式，而忽略它的间接隐蔽形式。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冲击，不仅有利于在更深层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从而正确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先是易于看到的显性冲击，如由市场开放带来的本国产业的生存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弱小的现代制造业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可能迅速崩溃；由企业破产与产业倒闭而导致的失业迅速增加；由本国生产萎缩引起的政府收入的严重下降和政策对本国经济调控能力的明显削弱；由竞争失败导致的本国产业结构的长期落后，从而使工业现代化目标的丧失；由金融开放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面经济混乱，其中包含着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存在的永恒性决定了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种不利，也只是一国为深化国际分工进行结构调整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利益本身不是动态的，更没有考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的进步。因此，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回答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只说明了国际分工的必然性而未能说明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深化国际分工，仅此而言可能对各国在总体上有利，但它的利益分配关系却同样是未知的。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不仅在于这种冲击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结构进步中的困难，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

邓宁等提出了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全球化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与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就某一种产品从事跨国贸易，而后者是指一个经济实体与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经济实体通过一个增值链网络进行交易，且交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高度协调以服务该实体的全球利益。因此，从微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企业在全球各大洲和主要国家拥有或控制子公司，参与增值业务联盟和网络，在最适合的地方获取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并在各主要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从宏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国金融、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区域多样性，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增值构成其GDP的相当比重。邓宁认为，大多数国家和企业都介于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之间，但其跨国经济活动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们已经不能仅仅从贸易竞争上看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不能仅仅从产业生存上看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冲击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现代产业。如果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这些国家也已经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参与了国际分工，因为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已经提升。但是很明显，除了就业以外，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获得产业进步的主要利益。至少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各种好处，如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外部经济、学习曲线等等，在许多产业中是不明显的、或者是有限的，经过较长时期才逐步体现的。因此，出口商品结构的进步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绝不是发展中国家所受冲击的全部。

在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劳动和资本富裕度的差异为依据，不再以比较优势论以劳动为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要素富裕是获得国际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一正确的理论，隐含了各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隐性冲击。

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仍然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一方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就可以从新的概念上来定义要素，为全球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需要分析的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经营管理和全球企业网络等等。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发达国家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处于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决定了其获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发达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益，否则跨国公司不会冒巨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进行国际投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雅克?阿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它们与国外的金融关系时，没有任何类似的调节手段，只有拒绝偿债，但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当地储蓄不足或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来资金，这些国家客观上要依赖贷款。不论是所需资本数量、投资性质或贷款条件，所有这些决定北南资本流动的参数都不受发展中国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热也认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又完全是为掌握资本要素的跨国公司服务。

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起出口加工型企业，跨国公司以掌握国际销售渠道实行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税收也因为了吸引外资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减免。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包销控制着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生产经营的广义要素上讲，这是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结果。

第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发展中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面对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营管理人员的收益远高于东道国职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国际经营管理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稀缺性的结果，因此使企业的收益向跨国投资者转移。在合资企业中，跨国投资者的各种非现金投入中大量实现了国际经营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资则更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而大量获得了国际经营管理收入。

第四，全球企业网络是另一种特殊要素，这一网络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对于东道国单个被投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企业的外部合作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资源。与国际销售渠道一样，跨国公司也要求获得与这种自己所拥有的网络相对应的收益。转移价格就是获得这种收益的形式。通过高进口、低出口的转移价格，跨国公司把利润从东道国转移出来，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企业网络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在产品的价值链上，跨国公司自己完全控制了高增加价值的生产环节，而把低增加价值的环节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使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增加价值结构向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

以上分析表明，从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国际分工中可以看到，国际投资越是发展，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分配差距也越大。试设想国际要素流动的另一种形式：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可能获得远高于在本国的收入，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能获得比现在更有利的地位。尽管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影响到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收入的下降，但其程度相对较小。据克鲁格曼测算，美国非熟练工人收入的下降，其中只有20％是由于贸易自由化造成的，主要根源是美国国内生产率增长缓慢和技术进步导致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下降所决定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不断向发达国家流动，获得了较高的收入，而发展中国家却付出了人才流失的代价，导致了发展的更大困难。一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毕竟不是现行国际要素流动的主要形式。发达国家的政策基本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的流入，而鼓励本国充裕要素向国外的流出和优秀劳动力的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只鼓励人才和基础人才的流入，这不仅增强了发达国家的优势要素，还大大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人才的稀缺程度。其他要素的以上分析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国际投资越是发展，国际收益分配的差距也将越大。

克鲁格曼还指出，作为全球化动力的技术进步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即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罗德瑞克指出，全球化所导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减少加重了能跨国流动的要素(如资本和熟练劳动)与不能跨国流动要素(如非熟练劳动)的不对称，削弱了后者相对前者的议价能力导致其需求弹性增大。马修·斯劳特通过对1961-1991年间美国制造业各行业对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需求弹性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罗德瑞克的观点，从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非熟练劳动的需求弹性在0．5％左右，而到1991年上升到1．0％，而熟练劳动的需求弹性始终在0．5％-0．8％之间，并呈缺乏弹性的趋势。虽然这些分析是针对发达国家而作出的，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结构上的显著差别，加上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性，这一影响显然也成为不同国家间收入差别的重要原因。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相比，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隐性冲击是不易注意的、长期作用的和影响更为深远的。但是，隐性冲击正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主要形式，因为国际投资和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而产品的贸易和竞争只是国际经济的传统形式。全球化的隐性冲击最终会通过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出来。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且不断拉大。在过去的40年间，最富的20个国家与最穷的20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已翻了一番，在过去的30年中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始终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所占有的全球财富总值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从总体上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收入低于1美元／天的人口比重从1987年的28．3％下降到了1998年的24％，收入低于2美元／天的人口比重从1987年的61％下降到了1998年的56％，但仍有40个发展中国家的40亿人口在过去的30年中人均收入增长为负数或接近于零，而且除东亚和中东外，贫困人口的绝对数还在不断增加。

当然，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隐性冲击的分析，绝不意味着开放更为不利。相反，开放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仍然获得更好的发展。全球化通过对增长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中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比较开放的国家和较为成功地加快一体化步伐的国家，其增长业绩最好，而实施内向政策的国家，其增长率不佳。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贸易对GDP的比率提高1％，收入水平将提高1．5％-2％。一体化通过促进增长提高，能够对减少贫困发挥强有力的积极影响。

二、知识经济的要素分布与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

由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平行发展，知识经济的要素结构也同样通过全球化的分工变化影响着利益分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知识经济对于工业化经济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变革导致了经济运行中占主导地位的要素的重大变化。与工业化经济相比，知识经济使某些要素凸现，其中包括：1．知识型劳动力要素。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具有的是“知”，而在研究与开发中的劳动力更多具有的是“识”。正是一个国家知识型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区别构成了这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2．知识要素。研究与开发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它从作为企业生产的一部分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分工进而国际分工的一部分。3．信息要素。经济的信息化不仅会改变一国的产业结构从而改变其国际分工地位，而且会改变该国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改变该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整体竞争力。4．金融要素。由于风险投资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投资形式，社会对这些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决定了这些产业发展的可能性，一个国家风险投资的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能力，从而在长期中影响着其国际分工的地位。5．创新能力要素。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经济制度可能激励创新，培养出大批企业家，也可能抑制创新，使大量具有创新才能的人被埋没。创新能力会从根本上改变一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6．核心技术要素。分工的深化已经使一个产品的核心部件的生产与其他部件及整体产品的生产相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分工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工业化时代经济要素地位的下降或在性质上发生变化：一般劳动力因全球化而过度供给更甚，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在知识经济下不再重要，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已易于获得，生产性管理已有了规范流程。

对知识经济要素的分析指出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另一种弱势地位。例如，在知识型劳动力方面，国际差异是显著的。发达国家的这一资源优势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每百万人中平均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日本为4909人、瑞典为3826人、美国为3676人、澳大利亚为3357人。远高于中国的454人、泰国的103人、印度的149人、巴西的168人。事实上，在这一数量统计的背后也还存在着质量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工程师平均水平一般还会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实际的差距更大。

又如，在知识要素方面，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例如1985至1995年统计，按百分比算美国为2．5、日本为2．9、英国为2．2、法国和德国均为2．4，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中除韩国2．8，新加坡1．1外，其余均低于1。无论是居民还是非居民的专利申请数，发达国家也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非居民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中申请的专利数较高，显然是发达国家进入这些市场，需要得到保护的体现。这不构成后者的科学技术要素。

再如，教育是形成知识要素的基础。公共教育的支出和预计受教育的年数在发达国家一般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显著的是高等教育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发达国家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世界平均为19％，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5％。

同时，在信息化的发展水平上国际差距也是巨大的。1996年，每千人拥有的电话主线数量，高收入国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低收入国家的49倍；1997年，每千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高收入国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倍、低收入国家的189倍；同年，每千人拥有的个人电脑数，高收入国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低收入国家的120倍；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高收入国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9倍、低收入国家的3391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指标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按单个国家、地区看有些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信息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互联网是现代信息经济的一个标志，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互联网网站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国家进入信息经济状况。1998年，每万人拥有的互联网网站数，芬兰为996．56、美国为974．97、新西兰为468．73、澳大利亚为413．92，远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香港为108．02、匈牙利为73．15、捷克为9．79、韩国为33．95、中国为0．16。

在对国际分工关系的一般分析中，理论上往往指出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一般制造业，而发达国家从事现代工业，因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是这一分析在今天已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了。由于经济发展的成就，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现代制造业并有了较强的出口能力，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提升的结果是现代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形成，研究开发成为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因而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的弱势地位。

在世界工业生产的国际分工中，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部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反映了一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地位。1998年新加坡这一比重为58．95％、爱尔兰为44．55％、美国为32．96％、荷兰为29．99％。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有的十分令人瞩目，其中包括菲律宾71．45％、马来西54．49％、泰国30．62％(1997年)、韩国26．77％、中国香港20．61％。但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水平很低：中国14．53％、俄罗斯9．15％、印尼9．74％。

从通信和计算机服务的出口占服务总出口的比重看，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其中日本和德国在50％以上，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除了少数几个以外，一般均在40％以下。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马来西亚为55．06％、菲律宾为82．02％、巴西为55．57％，反映了发展的重要动向。

从保险和金融服务的出口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1998年比利时的保险和金融服务出口占服务总出口的17．52％，英国为15．82％、加拿大为11．2％、美国为6．32％，同年中国仅为1．71％、韩国为0．8％、印度为1．97％、俄罗斯为0．75％。由于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本身较高，所以保险和金融出口在服务出口中的较高比重意味着其在总出口中的更高比重。

国际分工发展史表明，体现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要素始终表现出其较高的稀缺性。新的生产力总是要以新的生产要素为支撑的，而生产力发展的永恒需求和内在动力使新的生产要素表现为稀缺。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决定了后进国家对体现先进生产力要素的强烈需求，从而使这种生产要素因其更高的稀缺性而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是建立在知识经济要素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的发展是多种新的经济要素作用的结果，美国因为这些要素的充裕而赢得了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跨越。由于资本要素作用的相对下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展起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积累了资本但仍然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又证明，拥有知识经济要素是实现国际分工中主导地位的原因。知识经济的成就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而这种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持续10年多的经济增长增强了美国的国力，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提升。经济的信息化显然是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在信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决定了美国在当代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的国际经济主导地位。最后我们也看到，知识经济的生产要素在当代具有显著的稀缺性。各国在知识经济发展中与美国的差距表明，这些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要素不足。

与要素结构不均衡相联系的，是国际分工结构的不均衡。新兴的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只掌握在一部分国家手中。在全球化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国际差异比以往更大。因为全球化经济是信息经济、服务经济，也是高技术产业经济。这些新的经济成分的附加价值大大高于传统产业，而这些知识经济成分却一般集中在发达国家，或者集中在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手中。高科技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使国际间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更深刻的不平等的依存性；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它使经济运行方式发生革命，更强化了信息革命发生国家的国际主导地位；金融业的巨大国际发展差距使美国的金融力量对世界居于强大的统治地位。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不再是浅层次上的产业的国际分工，而且包括大量深层次上的产品分工，即一产品的各个零部件由各国生产制造。但是，发达国家往往控制着具有核心技术意义的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而发展中国家即使形成了最终产品的生产线与生产能力，有最终产品较高的本地化水平，也仍然不拥有对产品的主导地位。

三、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

根据以上的分析，这里试提出“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论”来指出发展中国家相对不利的性质。

要素价格决定于要素稀缺性的要素收入论和生产结构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要素禀赋论，在全球化经济中至少发生了下列几个重大变化。

第一，要素收入的分配转变为国家之间分配。经济学上的要素收入论是一般微观经济分析的原理，它并不涉及国际经济问题。因此，它指的是某一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和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从国际经济分析来讲，收益仍然是要素所有者的，但是不同的是每一要素所有者都是一定国家的所有者。要素所有者转化为以国家区分的要素所有者群体。当要素拥有情况的差异表现为国家差异时，要素收益的差异也就成为国家收益的差异，要素收入分配也就成为国际分配。

第二，开放经济改变要素供应量从而改变要素价格。在要素收入论中，决定要素收益差异的要素稀缺性是由一国的要素总量所决定的，在封闭经济中和在一定时期中这是一个不变量。因而要素价格也就相对决定了。全球化使国民经济成为开放经济，要素具有国际的流动性。

第三，要素收入的国际分配是通过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的。一国的充裕要素流到另一个该要素稀缺的国家，获得比在本国更高的收益。典型的是，资本从资本富裕国家流到资本稀缺国家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也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入。

第四，要素的国际流动不会完全消除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要素的国际流动会改变各国原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的稀缺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的价格，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对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一项著名的推论，是要素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即要素国际价格差别的消失。这一推论是完全科学的，但这只表明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表明只要有要素的国际流动就会消除要素价格的国际差。正因为有要素价格的国际差，才会有可持续的国际要素流动。一方面，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要素需求结构，使要素差异不可能消除。另一方面，财富积累的国际差异不断加大着发达国家的资本富裕度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稀缺度，使国际要素流动成为持续的需要。

第五，要素的国际流动并不完全消除国际贸易。仅仅从要素禀赋论出发，一个逻辑的结论是要素一旦流动，国际贸易就会消除。国际投资在现实中常常是跨越贸易障碍的途径。在全球化经济中，国际要素流动下的生产面对的是全球市场，所以要素流动是生产的国际配置，从而在一个新的国际生产布局下形成新的国际贸易。即使就本来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而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产品的不断更新始终创造着新的国际要素流动的必要性。

第六，全球要素价格由全球要素稀缺性决定。在全球化经济系统中，一定的时刻具有相似于封闭的国民经济的要素比，从而有一定的要素稀缺性和要素价格。

第七，要素收入转变为国民收入。经济学隐含的假定是一个经济主体是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在全球化经济中我们并不假定一个国家只是一种要素的所有者。每个国家都可能拥有多种要素。重要的是，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这一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要素地位，从而这一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基本的分配地位。

“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论”试图从一种角度回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实质。可以看到，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相对不利的。由于这一分析是从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和被公认的重要理论原理中得出的，因而是可靠的和可信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全球化挑战的严峻性在于：

第一，要素结构是由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它不是在短期中可以轻易改变的。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研讨中，经常有人提出实现动态比较优势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地位。这一思路显然是正确的。但是，新的产业优势必须基于另一种要素供给。于是问题又归结为要素供给的改变。但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环节。在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资本流动的相对便利，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可以改变资本不足的状况，但其中的收入分配关系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不论采用国际贷款还是采用直接投资的办法，资本总是要获得其相应的收入。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各种新要素的稀缺性大大增强，拉大了要素分配的差距，同时这些要素有些难以流动(例如国民经济信息化、经济制度)，拥有这些要素是发达国家的特征在短期内还不会改变。

第二，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参与全球化体系的利益的大小。由于全球化经济遵循按要素稀缺性分配收益的原则，而发达国家拥有主要稀缺要素，因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第三，全球化挑战的核心在于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论是从知识经济的特征上提出的。显然，知识经济不是美国的专利，但现实却显然由美国所主导。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在拥有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归结为知识经济的挑战。

第四，由知识经济所决定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知识经济是人类生产力从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后的又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跨越。正如在工业革命中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曾长达数百年一样，在知识经济革命中落后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也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难以改变。

第五，要素收益的国际分配规律中存在着发展的国际差异的正反馈机制。可以发现，除了发展战略上的原因外，由知识经济所表现出来的要素禀赋的国际差异是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结果。然而可怕的是，知识经济核心要素的国际差异会由于收益的国际差异而进一步增强。因为这些要素本来就是一国经济较发达而有更多教育科研投入的结果。按要素稀缺性的国际分配会加强国际财富积累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核心要素上积累的速度，本文旨在为探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分析表明，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特殊要素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利益分配的不利地位。要改变这种地位，必须致力于改变自己的要素结构，按照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特征规划生产要素的全球组合与发展战略，而不是简单地持续传统的富裕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与国际分工战略。

这一走出传统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论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相似的，以上要素分析与其“钻石理论”所指出的国家优势的关键要素也是一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否定了以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强调来自于“集群”和政府的国家竞争优势。集群是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企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公司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层面是指公司战略的性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和政策等。政府不应致力于产业政策，而应改善生产率增长的环境比如改善企业投入要素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效率，制定政策以支持企业的升级和创新。国家优势关键要素包括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相关与支柱性产业；生产要素；以及需求条件。本文从新的广义要素观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从而否定了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要素广泛涉及企业制度、企业经营环境、国家竞争力的制度因素、国家创新制度、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供给，等等。发展中国家只有从这些意义上的要素出发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国家竞争优势，改变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中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