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将改变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6-30 15:27:00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实际GDP增幅几乎已达到700%。在世界经济史上,还找不到任何别的国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有观点认为这种发展不能持续,因为高增长只是因为原来经济基数低。这种说法理据薄弱,古代中国经济基数也很低,而据经济学家麦迪逊(Angui Miaddison)的估计,汉朝至1952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不足20%。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持续这种发展呢?在这个问题的各种论争中,比较中肯的理论是要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取决于它生产的商品是否符合自身比较优势,而后者又与其生产要素的禀赋(factors endowment)紧密相连。生产要素禀赋是指该国拥有多少劳动力、资本、土地、人力资本等等生产要素,而尤其重要的是不同要素间的相对比例。中国的劳动力远比资本丰盈,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资本比劳动力更充足的国家,则应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简单的经济原理若运用恰当,可以非常有效地解释极为复杂的现象。违反上述原理的后果可以是十分严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发展了不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生产的成本效益低下,企业是依靠政府补贴才得以生存。直至今天,这类企业严重亏损,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
不过,上述理论未提及的是,若无对外开放的政策配合,中国很难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这么大,人民需求的产品极度多样化,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等产品都会有需求。若无国际间分工生产和贸易,即使某些产品不符合比较优势,中国也不能不生产它们。所以对外开放政策是发挥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
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容许中国发挥其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多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具有非常强的动态性。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全球经济正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变化,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增加,跨国投资随处可见,国与国之间的信息来往非常频繁,各国经济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运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虽然正确,但对这个新现象没有详细讨论。研究当前中国发展的策略,绝不可忽视全球一体化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成因,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世贸组织扫除了许多贸易障碍,并为跨国经济活动建立了不少共同的游戏规则,减少了不确定因素,并大量节约交易费用。第二,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信息的流通了产生革命性影响,明显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不但极大地降低了贸易成本,更使许多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投资活动变得十分平常。若没有现代科技帮助外商掌握中国的市场情况,我估计大部分的涉外投资项目,根本不会出现。
全球经济一体化始于20世纪后期,在21世纪延续,这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只应被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这个大潮流会对中国的发展策略起什么影响?
首先,因为国际分工会更加明确,中国更应注意生产它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能勉强依靠政府补贴去支持一些与生产要素赋有量不相适应的产品。过去的经验表明,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有效。
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某些要素是相对稀缺还是充足,会变得不那么明确。例如,中国的资本本来稀缺,但假若外资流入障碍消失,资本会变便宜,可动用的资本增加,产品的结构也会改变。在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最大,所以它的禀赋将来最不重要。各国主权及移民政策的限制,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会太大地改变劳动力禀赋。不过,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比普通劳动力更为重要的资源,其流动性或许比不上资本的流动性,但比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大得多。在重要的生产要素有流动性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策略应有什么调整?
中国入世后,外资会增加,以前成本效益低的产品,不见得仍将如此,这是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中国资本相对稀少(大陆银行的存款总额只是香港存款总额的两倍多),投资增加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弊端,所以必须更注意如何吸引外资。资本如何运用,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每年的储蓄量超过GDP的1/3,但积累的资本,不少都用于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极大地降低了经济效率。这种情况不改变,必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目前吸引外资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廉价的劳动力及中国的内销市场,而前者更为重要。如果中国没有廉价的劳动力,外资大可以选择在本国生产,再出口到中国市场。但长远而言,如果中国只能提供低技术的劳动力,把资本投到中国,回报率也不一定很有吸引力。事实上,过去20年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日渐下降,其利润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提升劳动力的平均素质,积极培养人才。
提升人力资本好处明显。第一,知识增加可以更好地应用到生产,提高生产力,国民的收入会因此增长。第二,国家吸纳当代最新科技知识的能力会更高,更快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差距。第三,在自由市场中,从来都是资本跟着人才跑,哪里有人才,哪里的生产力便发达,投资环境便越理想。反之,若人才短缺,即使劳动力便宜,外资也不一定愿意去,甚至本地资本也会流走。第四,人才多的地方,能更有效地孕育新一代的人才,从而更能保证经济发展不断持续。培养和输入人才,是改善要素禀赋及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培育人才一般而言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提供投资人力资本的激励,二是提供人力资本增值的机会,让缺乏资源的人也可以努力学习。中国近年人才市场日渐开放,人才的回报比以前大为改善,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已经可观,这是推动中国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至于提供机会,目前主要仍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些大城市中,重点学校的精英教育搞得很好,不少学生将会成为社会栋梁。农村的教育投资则极度缺乏。这不但会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对将来产业的升级,走向科技化、信息化造成重大的障碍。增加在农村的教育投资,应是中国当前优先的发展策略。
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的进步会对未来国际分工带来什么变化,现在很难预料。政府若要选定某些行业刻意扶持,很易犯错误,而且吃力不讨好。不过,不容置疑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愈能掌握到更多的知识,收入便愈有保障。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策略。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持续这种发展呢?在这个问题的各种论争中,比较中肯的理论是要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取决于它生产的商品是否符合自身比较优势,而后者又与其生产要素的禀赋(factors endowment)紧密相连。生产要素禀赋是指该国拥有多少劳动力、资本、土地、人力资本等等生产要素,而尤其重要的是不同要素间的相对比例。中国的劳动力远比资本丰盈,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资本比劳动力更充足的国家,则应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简单的经济原理若运用恰当,可以非常有效地解释极为复杂的现象。违反上述原理的后果可以是十分严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发展了不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生产的成本效益低下,企业是依靠政府补贴才得以生存。直至今天,这类企业严重亏损,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
不过,上述理论未提及的是,若无对外开放的政策配合,中国很难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这么大,人民需求的产品极度多样化,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等产品都会有需求。若无国际间分工生产和贸易,即使某些产品不符合比较优势,中国也不能不生产它们。所以对外开放政策是发挥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
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容许中国发挥其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多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具有非常强的动态性。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全球经济正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变化,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增加,跨国投资随处可见,国与国之间的信息来往非常频繁,各国经济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运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虽然正确,但对这个新现象没有详细讨论。研究当前中国发展的策略,绝不可忽视全球一体化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成因,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世贸组织扫除了许多贸易障碍,并为跨国经济活动建立了不少共同的游戏规则,减少了不确定因素,并大量节约交易费用。第二,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信息的流通了产生革命性影响,明显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不但极大地降低了贸易成本,更使许多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投资活动变得十分平常。若没有现代科技帮助外商掌握中国的市场情况,我估计大部分的涉外投资项目,根本不会出现。
全球经济一体化始于20世纪后期,在21世纪延续,这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只应被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这个大潮流会对中国的发展策略起什么影响?
首先,因为国际分工会更加明确,中国更应注意生产它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能勉强依靠政府补贴去支持一些与生产要素赋有量不相适应的产品。过去的经验表明,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有效。
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某些要素是相对稀缺还是充足,会变得不那么明确。例如,中国的资本本来稀缺,但假若外资流入障碍消失,资本会变便宜,可动用的资本增加,产品的结构也会改变。在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最大,所以它的禀赋将来最不重要。各国主权及移民政策的限制,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会太大地改变劳动力禀赋。不过,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比普通劳动力更为重要的资源,其流动性或许比不上资本的流动性,但比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大得多。在重要的生产要素有流动性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策略应有什么调整?
中国入世后,外资会增加,以前成本效益低的产品,不见得仍将如此,这是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中国资本相对稀少(大陆银行的存款总额只是香港存款总额的两倍多),投资增加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弊端,所以必须更注意如何吸引外资。资本如何运用,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每年的储蓄量超过GDP的1/3,但积累的资本,不少都用于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极大地降低了经济效率。这种情况不改变,必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目前吸引外资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廉价的劳动力及中国的内销市场,而前者更为重要。如果中国没有廉价的劳动力,外资大可以选择在本国生产,再出口到中国市场。但长远而言,如果中国只能提供低技术的劳动力,把资本投到中国,回报率也不一定很有吸引力。事实上,过去20年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日渐下降,其利润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提升劳动力的平均素质,积极培养人才。
提升人力资本好处明显。第一,知识增加可以更好地应用到生产,提高生产力,国民的收入会因此增长。第二,国家吸纳当代最新科技知识的能力会更高,更快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差距。第三,在自由市场中,从来都是资本跟着人才跑,哪里有人才,哪里的生产力便发达,投资环境便越理想。反之,若人才短缺,即使劳动力便宜,外资也不一定愿意去,甚至本地资本也会流走。第四,人才多的地方,能更有效地孕育新一代的人才,从而更能保证经济发展不断持续。培养和输入人才,是改善要素禀赋及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培育人才一般而言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提供投资人力资本的激励,二是提供人力资本增值的机会,让缺乏资源的人也可以努力学习。中国近年人才市场日渐开放,人才的回报比以前大为改善,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已经可观,这是推动中国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至于提供机会,目前主要仍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些大城市中,重点学校的精英教育搞得很好,不少学生将会成为社会栋梁。农村的教育投资则极度缺乏。这不但会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对将来产业的升级,走向科技化、信息化造成重大的障碍。增加在农村的教育投资,应是中国当前优先的发展策略。
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的进步会对未来国际分工带来什么变化,现在很难预料。政府若要选定某些行业刻意扶持,很易犯错误,而且吃力不讨好。不过,不容置疑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愈能掌握到更多的知识,收入便愈有保障。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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