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失衡是指一国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的余额出现问题，即对外经济出现了需要调整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除个别年份外，持续处于失衡状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际收支失衡问题。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在2007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指出，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是当前金融领域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因此，了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现状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产生的根源，积极寻求对策，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一、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现状及其对国内经济影响的评述

从现有文献看，众多学者对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现状及其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众说纷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评述： 一是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除1993年以外，我国经常项目始终保持顺差并呈逐渐上升趋势。1990～2006年经常项目累计实现顺差6525.29亿美元，年均顺差395.6亿美元，其中2006年全年实现经常项目贸易顺差为1780亿美元，是近17年来平均值的4倍还多。资本和金融帐户除1998年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小额逆差外，其他年份也一直保持顺差。1990～2005年累计实现1106.6亿美元顺差，创历史新高。而2005年629.64亿美元顺差较2004年虽有大幅下降，但也还是达到15年平均值的两倍以上。2007年的l～2月，同组数据仍保持增长态势。与过去两年同期相比，贸易顺差大大提高。总体来看，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影响了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冲击了经济的正常增长。

二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升值步伐持续平缓。卢锋（2006）认为，和其他国家相比，最近10年来，中国可贸易商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量化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被低估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单位成本在下降，但名义汇率却趋于平缓，这也印证了中国的名义汇率是被低估的。有的学者评论到人民币低估带来的自主性国际收支顺差已经威胁到国内通货膨胀，2007年以来央行5次调整了人民币利率，但是实际的利率仍然为负值。何帆（2005）认为，虽然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这“一篮子”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的。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交易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最为紧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的升值对应的实际就是美元的贬值。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以及美国两位著名的国际金融学家Rogoff和Obstfeld曾经研究指出，美元至少要再贬值30%～40%才能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保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然而急剧的美元贬值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利率水平急剧提高，因此，从美国的利益来看，自然是美元缓慢贬值更符合自身利益。如此的话，中国的缓慢升值其实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国内外舆论高调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很缓慢或者说目前中国升值的步伐没有达到最优要求，以至于使美国为首的许多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升值的呼声如此强烈。

三是外汇储备规模日益扩大。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但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与其规模成正比，过多的外汇储备往往意味着经济效率损失，会抑制经济增长，损害一国的国民福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在《如何界定和保持中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一文中采用外汇储备需求因素法和信号灯模型考察中国1999～2005年的外汇储备规模适度性问题，并用ARIMA模型对2006、2007两年的外汇储备进行评价和预测，认为2005年到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过度。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学会王建的研究结果：中国外汇储备将于2010年突破2万亿美元，2030年突破10万亿美元。中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均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

四是贸易摩擦显著增加。国际收支失衡影响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增加了国际贸易摩擦。《2007年4～12月份我国进出口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连续12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针对我国的其他类型贸易摩擦也显著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86起，同比增长37%，涉案金额20.5亿美元。报告指出，近期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开辟隐蔽性更强的反补贴领域，从微观领域的一般性贸易摩擦向宏观领域和制度层面的战略性贸易摩擦转移，贸易摩擦更具复杂性和系统性；在新兴优势行业和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的摩擦增加，而发展中国家的摩擦集中在制造业低端等。同时，我国贸易摩擦压力持续增大，反倾销呈加速上升之势，反补贴可能扩大使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幅增加，知识产权将成为贸易摩擦的多发区。

二、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原因的评述

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源于诸多方面，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是贸易失衡大量积累的根源。刘华、卢孔标（2006）认为我国奉行的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原则的传统贸易战略。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对出口的“路径依赖”，国家仍将鼓励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结果是对外贸易一直以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发展。这是我国促进出口为导向的外贸发展理念引致的出口不平衡增长所导致的结果。我国处于全球国际分工的低端地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产品结构， “大进大出”造成过度出口的假象。从国际转移规律来看，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趋向于率先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我国恰恰具备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在产业转移出去的同时，发达国家转向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提供服务，以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一过程往往有一个滞后时间段。滞后阶段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会扩大。

二是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加剧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唐建伟（2007）指出：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是美国、欧盟和香港地区，而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确有顺差转变为逆差；在商品结构上，我国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尤其是轻纺和机电产品上，而同一时期初级产品进出口却由顺差变为逆差；从经营主体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经有逆差变为顺差；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顺差远远大于一般贸易顺差。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这样也就把他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了过来。所以，十多年来我国商品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加工出口产业以外商投资形式从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

三是“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等外汇管制政策加速了国际收支失衡。黄瑞玲、黄忠平（2004）指出，按照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正处在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较低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双顺差”，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流入的80%又在净误差与遗漏帐户中流出，说明我国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存在大量的资本外逃。另外，彭兴韵（2006）认为，我国的本外币管理的脱节更降低了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使境外游资和各种违规资金能通过规避管制进入境内并逃避处罚。对外资企业的外债管理则实行了较为简单的“投注差”管理办法，而对企业接人短期外债满足流动资金需求的真实性审查流于形式，为外资企业通过境外借债进入境内进行合法逃离提供了可能。

四是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偏重国内经济发展的贸易倾向恶化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我国贸易失衡不仅源于自身过分强调对外贸易，还部分源于主要贸易伙伴的忽视对外平衡。王晓雷（2006）分析表明，贸易逆差其实并没有恶化美国经济和就业，贸易保护主义是可以治理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的真正根源是它的储蓄一投资缺口，与美国贸易货币的贸易政策无关，仅仅从进出口本身对贸易逆差不能作出完整准确的分析，也无助于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有数据表示，美国失业率的波动与贸易逆差的大小成反比，在美国的贸易收支“改善”阶段，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而在贸易收支“恶化”阶段，美国工人的失业率下降。而且，失业率下降最快的是美国贸易收支“急剧恶化”阶段。其他的实证资料还证明，贸易顺差有力地改善了美国工人的就业结构。正因如此，美国更加乐意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对这一贸易失衡几乎是视而不见。随之而来的中国积累的大量的外汇储备，美国政府也是乐见其成的。就这一点来说，其实美国并不十分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国内的经济增长。

五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把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放在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的大背景下来分析，从理论角度出发，“特里芬”难题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野。公衍照、任启平（2006）从美元本位与全球经济失衡，混乱的汇率制度与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缺失与全球经济失衡三方面分析了国际货币体制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分析表明，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牙买加体系。美元本位、混乱的汇率制度和缺乏有效的国际货币协调对全球经济失衡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的“先动者”，美国理当承担首要责任。上世纪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贬值成为长期趋势。在美国经济景气时，这种趋势尚不明显。由于美元身处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的贬值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与一般货币价值波动对其相应的发行国的影响有本质的不同。如果美元贬值，国内资产价值不变。对美国没有什么严重的风险；但美国的国外资产升值，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外国货币就会出现外逃、债台高筑等问题。相反，美元的贬值却导致他国美元储备缩水，因而极大减轻了美国的对外债务负担。随着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恶化，美元可能出现剧烈贬值，这才是真正的风险，只有国际货币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才能最终避免全球经济失衡所引发的风险。在美元本位、混乱的汇率制度和缺乏制度性协调的国际货币体制下，应该看到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先行者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作用，美国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首要责任。

三、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持续性问题的评述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不会在每一时期都保持贸易平衡或经济账户平衡的。但是国际收支均衡又是所有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活动所向往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术界一直都在讨论，试图找出一种方法能够系统、科学地实现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理想往往是美好的，但在实践中至今尚未找到一种合理的方法，甚至有学者消极地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将是永恒的。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出发点，讨论国际收支失衡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要从美国人手。一个国家是可以有贸易逆差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任由其无限度地扩大。考虑到美国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美国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如果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为2%～3%，可能是可以维持的。但是根据美国经济学家Roubini和setser的研究，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GDP的6.5%，这一比重明显偏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一个可持续的贸易逆差或债务水平至少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债务／GDP处于稳定水平或将收敛于某一个稳定水平；二是资本有继续流入的意愿。通过数据计算得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GDP是不稳定的，并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从资本的流人意愿上说，即使对外债务／GDP能收敛于94%的水平，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也有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美国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输出国，相应地，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 余永定、覃东海（2006）从存量对流量比的可持续性来考察流量平衡的可持续性，他们的研究基于资本项目顺差的假定条件下，对双顺差可持续性的讨论便可归结为对经常项目差额可持续性的讨论。得出结论：中国基本符合经常项目顺差不会收敛的特征。不可持续性原因在于：首先，双顺差不断积累带来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最终会对外汇市场和国内货币市场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其次，从长期看，为了平衡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必须保持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以平衡迅速增长的投资收益汇出，二者很可能是未来国际环境所不能容许的。

失衡表示资源的错配和扭曲，所以任何失衡的状态尽管可以维持一时，但从长期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日本泡沫经济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需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加以解决。

四、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改善方案的评述

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总体上主要办法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提高汇率弹性。管涛（2006）指出要逐步发挥包括汇率在内的各种价格信号对国际收支的杠杆调节作用。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逐步增加汇率弹性，并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完善其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的功能，放宽汇率升值空间。部分学者认为升值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多不利因素，就如上个世纪80年代签订“广场协议”的日本一样，经济会一蹶不振。然而，余永定（2006）认为，日元升值实际上给日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日本的公司和日本的消费者能够便宜地进口商品和先进的技术，升值并非毫无益处。另外，2005年IMF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提出了防止全球经济失衡的政策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提高汇率弹性，允许该地区货币中期整体升值。

第二，调整价格形成机制，完善收入政策。刘华，卢孔标（2006）提出：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纠正出口商品的成本扭曲；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社会保险投入；提高劳动环境成本；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收入，扩大国内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和城乡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刘光溪（2006）认为，收入水平的提高源于人民群众议价水平的提高。想要提高劳动力价格水平就要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群众的议价水平，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必须继续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业务素质和技能水平。

第三，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福利、教育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唐建伟（2007）提出要投放大量外汇储备支持公共产品。公共事业。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远远不够，导致居民要为这些公共产品来买单，其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过高，只能通过控制当前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只有加速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大财政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使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大，每个人的储蓄率下降，才能持续有效地启动内需。同时必须完善市场规则，即分散决策权利并确保决策程序公正和透明，目的是提高政府支出效率。同时，仍要扩大消费以刺激内需。

第四，深化金融改革。提高准人外资的质量，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夏斌（2006）提出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应该由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一切有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我们仍要大胆地引进，一切无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应尽可能“拒之门外”。王叙果（2007）强调要深化金融改革，逐渐放松金融约束：逐步放松对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积极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缺失”问题，满足其融资需求，从而扩大投资。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扩大交易规模，增加交易工具。提高国内资本效率，促进国内资本形成与扩大。优化FDI结构，使FDI保持适度规模。逐步取消对居民的资产替代限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扩大资本流出，由境内利用外资向境外利用外资转变。

第五，强化对人民币管理力度。裴平，孙兆斌（2006）建议：提高涉外经济政策的对称性。调整出口税幅及相关激励政策，实施出口政策的国民待遇和积极的进口政策。强化对货币错配的管理。企业应以经济全球化的理念进行主动性货币管理。政府也应强化对货币错配的管理，既要控制外汇储备资产的总量，又要改变当前外汇储备资产投向单一的状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保持着大量的贸易逆差，中国应当利用这样的贸易格局让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彻底摆脱“原罪”的必由之路。彭兴韵（2006）建议：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强制结售汇制弱化了中央银行的信用独立性，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效率。应实施意愿结售汇制度。通过财政部与央行的合作，另外设立一个机构，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后，再来购买相应的新增外汇储备。

第六，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提高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能力。调节贸易平衡是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贸易伙伴国的积极配合。我国应加强谈判力度，提高国际间的政策协调能力，争取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积极配合。卢孔标（2006）指出亚洲国家应当增加相互间的合作来应对这一区域问题。完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形成在全球经济协商中的一致声音。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加强汇率调整上的合作和协调，同时推动亚洲统一货币进程。进一步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共同促进东亚经济金融发展。建立统一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加快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一个高效、有深度和流动性良好的亚洲债券市场是亚洲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基础之一，有助于增强亚洲地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