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国际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也成为该学派成就最大的一块。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而新近对国际机制“法制化”的探讨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履行的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随着冷战的缓解乃至结束，另一种区别于物质权力的制度权力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大。当然，在国际机制学者的研究带动下，国际法学者也很快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对于分析国际法问题，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领域，国际法学者正在遵循着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来分析一些国际法现象。[4](P79)当然，国际机制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合作，无论对于何方，都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以及产生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潜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国际法的发展——以“软权力”理论为中心
　　
　　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机制“法制化”成为趋势之一，这些现象似乎验证着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与预言。此时，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及时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对包括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促进“国际软法”的发展方面。
　　在自由主义学说中，“软权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由于时局的不适宜，这个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不过，冷战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之竞争，使得该学派力挺“软权力”理论的时机成熟。这时，约瑟夫•奈宣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包括军事力量、核威慑等在内的硬权力，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传统上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155)换句话说，国际政治性质的转变已使无形的权力即软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性，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赖，管理与影响国际制度，共享人类文化价值，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内的“软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5](P171)简言之，在提倡“软权力”的学者看来，在已进入全球信息时代的今天，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都很重要，但软权力相比过去而言更加重要。[6](P25)立足于此，约瑟夫•奈结合这两种权力勾画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路:[7](P243)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新战略不仅要确保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要考虑这种战略给美国之外的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适当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鉴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承担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无选择性的，必须是极其重要以及美国的实力所能够承担的。按照此标准，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有关国际体系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占有主导优势的英国所关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维持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均势”、“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公共领域的开放的维护”等，都适合于美国当前的情势:第一，维持地区均势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第二，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既要抵制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影响，也要支持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第三，美国在保持诸如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外层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使用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变化，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促进世界各国在贸易和环境、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以更好地组织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第二，美国还应该把国际发展放到更优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当调解人是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的美国可以提供的另一项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约瑟夫•奈总结到，对美国而言，一个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均衡;(2)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3)保护国际公共领域;(4)维持国际规制与机制;(5)援助经济发展;(6)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
　　无疑，约瑟夫•奈依据“软权力”理论所提出的美国冷战后对外战略，不仅有对美国一些传统外交战略的肯定，如二战后致力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有对某些方面美国不当的外交政策的鞭策，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的全球公共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冷战结束后以及新世纪里美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一个整体规划。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看，这个立足“软权力”理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及时提出，正是响应了冷战后美国以“硬权力”与“软权力”相配合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虽然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实践并不是与约瑟夫•奈勾画的战略构想完全吻合，甚至有些方面是相违背的，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对“软权力”的重视。按照这个战略设计，包括维持WTO等普遍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推进全球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平衡，甚至包括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成为战略目标，这无疑在理论上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毕竟至今全球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维护与发展仍然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息息相关。
　　总之，“软权力”理论旨在向世界展示与推销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美国要达到此目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以“自由化”作为理念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当然，这早已运用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之中。且不说西方价值观在联合国、WTO、IMF、世界银行(WB)、OECD等国际组织运作中的主导性，也不说这种价值观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以及社会领域的国际立法中的影响，即使是以效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立法也如此。不仅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以及双边税收合作协议中“美国范本”的横行，甚至是在区域与多边规则的制定中，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CT)，甚至是WTO等国际组织或条约的许多规则，无不带上美国国内规则的影子。而按照托依布纳有关“法律全球化是在公民社会的各个部门创建了大量无中心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的界定，[8](Pxiii)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私营公司创制出的全球化法律就颇自然地采取全球商法美国化形式”[9](P39)。实际上，“美国商业法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普通法，明示地或默示地被吸收在各国的契约之中，并正开始被吸收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判例法，甚至是制定法中”[9](P39)。无疑，以上种种现象正是美国“软权力”对国际立法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输出的鲜明写照。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是:为达到推销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民主理念、人权意识、文化价值观等的目的，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与内容。
　　
　　三、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向国际法学的扩张——以“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为中心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仅体现在“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也在于其向国际法学的直接扩张，表现在由美国国际法学会前任会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崛起。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分析起点，还是其理论假设，乃至分析方法及研究路径，无一不是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对国际法学而言，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引入国际法的研究，为国际法学开辟了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对于长期以来依赖“自上而下”的国际法传统研究路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当代“跨国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沿袭了“自上而下”或“由外至内”的分析路径，对国内因素的研究呈现出忽视的状态。对此，斯劳特指出:“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模式，很不幸地存有一个‘黑箱’(black box)或者‘撞球’(billiard ball)缺陷。在这些基本模式中，国家被认为在结构与功能上是无区别的个体，而且国际社会与国内体制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10](P226)显然，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在于许多重要的、必须考虑的因素都被排除出去，从而导致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令人怀疑，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个人、公司、NGOs、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利益、身份以及相互依赖等等。[10](P227)为了尽快打开这个“黑箱”，斯劳特拟定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议程”(Liberal Agenda)的研究规划。[11](P185)在这个研究规划中，斯劳特首先提出了三个最基础的假设:第一，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国内社会的成员，包括追逐个体利益以及利益相冲突的个人与公司、私人社团;第二，所有的政府只是代表国内社会的部分利益，即在国家政策中得到反映的利益;第三，最终导致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冲突的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偏好的性质与构成。[12](P228)立足于以上假设，斯劳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需要探讨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国际层面，而应该集中在国内或跨国层面。要准确分析国家行为，除对国家角色与权力因素做出分析外，还必须对国家和国内与跨国社会(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之间的关系作出“进程”分析。体系层次的分析是把国家看成单一或相似的结构与功能，导致对“国家如何行动”的观察存有“黑箱”。而通过这种“进程”分析，主权的“黑箱”变得透明，进而能够看到国内政府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活跃在国内与跨国社会上的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而展开国际层面的活动。[12](P207)
　　立足于以上假设以及设定的研究任务，“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侧重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国际法的概念和活跃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法律主体是如何对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第二，处于规则外围和边缘的国际公法的功能定位;第三，怎样使得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等。②
　　(一)规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渊源以及它们的互动
　　传统上，被认为对国际秩序作出独特贡献的国际公法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国际公法的功能在于实现这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对于调节国际关系，尤其是和平与稳定方面，国际公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秩序是被从上而下创设的。与此相反，秉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个体为分析起点及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创设的理论假设，斯劳特认为，国际法的主体应该被设定为尽可能广泛，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各种行为体。换句话说，不仅应包括传统的行为主体即国家，更应包括个人、公司、利益集团、NGOs、国际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不仅仅意味着和平与稳定，也包括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
　　一旦认定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被创造的，就意味着许多以前被忽视的但对国际秩序发挥了实际效用的各种实体规则、规范、概念以及程序必须被重视。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将它们带到了规则的中心，并且提供了一种彼此联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这些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使这些法律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行为是个体或群体博弈选择后的表现，那么创建国际秩序的关键就在于规制这些博弈选择以及调整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将责任强加给国家的传统国际条约和个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倒是个体之间互动规则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斯劳特认为，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分析的先后次序应该翻转，即从传统的以国际条约为分析起点转为将个体之间互动规则的分析作为起点，才符合国际法的“真实”面貌。在这里，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探寻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合之处，在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法律，或者至少三种立法，反映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第一，国内社会以及跨国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制定的自律规则。第二，政府制定管理国内和跨国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活动的规则。政府之间还可能在一些共同事务上相互协商制定规则协调它们的管理活动。第三，国家制定调节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以上被高度概括的三个层次的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三种经常性与标准化模式的。而个体之间的互动，要么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进行，要么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要么通过国家机构与国外的个体之间实现互动。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国际秩序，它所关注的相关主体和活动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并对产生不同规则的实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进行了重新排列。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有着国内根源，而直接规制个体和群体的法律更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源，它们对于国际秩序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除非国家将某些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的实体，否则这些法律规则的影响力比国际公法更大。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国际公法和国际制度可以明确地以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属性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国际公法的功能
　　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对塑造国际秩序的法律规制的分类里，传统的国际公法被归于第三等级。虽然已是最后等级，但其毕竟还是在塑造国际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有探讨其功能的必要性。一般来讲，国际公法的传统功能是致力于对关联交叉的“集体行动之困境”的调和，或者规制各国共存之需要。但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视角看，许多看起来非常“国际化”的问题都有其国内根源。包括战争、环境恶化、保护主义等，都源于个体和群体中优先利益的错误选择或者代表某种优先利益的政府行为被扭曲等。简单地讲，全球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紧密相连，前者依赖于后者。因此，按照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观点，国际公法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创设一些国际性组织来实现单个个体国家无法达到的目标，更在于影响和改善国内相关机构的职能。这种功能在国际社会生活中逐渐明朗，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特例性质的、有疑问的以及边缘性的。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应优先对这种问题展开分析，并将此功能视为国际公法的核心功能来对待。以下领域或命题是国际公法发挥这种功能的典型表现:第一，人权法。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视野下，人权法是国际法的核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人权法至少是一种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个体权利或利益不受侵害的机制。第二，人道主义干涉。当许多国际法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仍然以“不干涉内政”的教条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时，自由主义理论却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来自人权法的天然属性。当然，这种行动必须是极端谨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学说只是支持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第三，补充作用。国际法的补充作用的前提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审判方面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是在国内法庭确实不能或者不愿意起诉的情况下。遵守这种前提才合乎自由主义之理念，即国际法或国际机构是用来影响和提高国内机构的机能，最终目的是通过监管，或者竞争，让国内法与国内机构自身能够实现这些功能，国际责任在本质上毕竟还是需要通过国内行动来实现。第四，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将传统的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的扩展，相应的国际刑法的管辖也从适用于国家扩展到同时适用于个人，即实现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第五，显现国家责任。国家必须承担将它们的国际责任在国内执行的义务，这种转化让国家脱离了与别的国家面对面的独立责任。第六，构建遵守能力。当前出现的“新主权”并不是以前被遗弃的权利，而是国家参与数量及能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机制和制度网络的权利。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遵守由这些机制或制度加于它们的责任，就必须提高它们国内遵守的能力，包括教育和规制它们的公民的能力。因此，构建遵守能力必须被渗透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对属性。
　　(三)提高国际制度的效率
　　怎样使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呢?将国际制度深嵌进国内与跨国社会以及迎合人们对之影响国内制度的期许是合理方式之一。斯劳特认为，国际制度必须融入并正在融入国内社会，最好的例子是日渐增多的国际法庭。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机构往往是那些个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的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同样，WTO争端解决机制中，NGOs也能够对涉案国家或争议问题施加压力。如果允许个体进入诉讼程序，那相关的国际法庭在国内和跨国社会中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当然，国际制度的能量将取决于其成员国家的组成，或者授予其权限时国际关系的状况。
　　
　　四、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折射的学术意义
　　
　　自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制度的作用重新被人们重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这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与观点，尤其是反映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态度方面。同时，国际关系学理发展史本身也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有关国际法的看法的合理性，即自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贬到最低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逐渐提高之趋势。至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对于国际法的态度或立场已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例如，现实主义范式中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同;同时，经过自由主义者对观念的研究以及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努力，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虽然这种趋同只是一种努力方向或态势，但这毕竟证明了不同范式之间在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正努力寻找一种“最小的共识”。
　　而且，自由主义学者巧妙地利用全球化这一对其有利的学术与实践环境，无论是“软权力”理论的及时提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都是自由主义理论繁荣与扩张，进一步强化其学术影响与地位的明证。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在理论分析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亟须解决或完善之处。以后者为例: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定位于自由民主国家所引发的。③虽然国际法学者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具体承诺，可以作为国际法得到遵守的一种解释，但问题是这并不能类推至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能够施加的约束，这种约束真正施加时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导向为何的。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讲，国际法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遍性法律规范，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必须揭示自由民主国家如何遵守国际法，也必须解释非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不良倾向:其一是对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悲观;其二是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乐观。另一方面，斯劳特将欧盟法作为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证的做法也存在着问题。对斯劳特来说，欧盟法成功的关键是欧盟成员国的法院能把欧盟法当作超国家法而接受与解释。然而，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说，欧盟法并非典型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确切地说，欧盟是依赖于一个国际条约而建构的国际组织，欧盟法却是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逐渐发展而来的，依赖于该条约构建的国际组织所创造的一系列法律。因为欧盟法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并且在很多案例中直接适用于成员国国内的民众，因此其符合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跨国法。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范例”或方向无疑是具有误导性的，[4](P80)到目前为止其仍然只是国际法中的一种特例。此外，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许多假设仍然经不住太多的推敲。例如，对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有关有效的国际规则的前景期望，不能再仅寄予传统的仅仅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而是必须寄予跨政府规则网络(像巴塞尔委员会)或者由自由民主国家发起的“垂直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或组织(像欧洲人权大会)的假设并不牢靠。虽然晚近跨国社会规则急剧膨胀，但传统的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条约法也得到迅速发展乃至深化，至今我们还很难推断出跨国规则的效力是否已经超过传统的条约法规则。[13](P252)事实上，鉴于以上缺陷的存在，在西方国际法学界，跨国法的研究至今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希望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对国际法更具有解释力，从而达到更接近国际法的“真实”的理论，其还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同样，“软权力”理论的倡导者也面临这一问题。包括“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区别所在，两者的关系如何，外交实践中两者的比重或均衡，两者的矛盾或冲突的恰当解决在内的诸多重大问题，倡导者都必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思考，否则其理论本身的自圆其说以及进一步深化，将面临很多的困难。当然，“瑕不掩瑜”，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国际法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的是，“软权力”理论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既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发展的一种契机，也是一种挑战。
　　放眼到当前的国际关系学，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至今又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繁荣的时代。“最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软权力理论”、“世界秩序理论”、“全球化理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女性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主权理论”、“新帝国论”等理论，不仅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或前景作出了各自的分析与预测，也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自身的定位。对此，我们始终认为:“多元化”的世界总是比“单一”的世界更为精彩以及更有生命力。每一种理论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观点分歧，对于国际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是有裨益的，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个侧面看待国际法的方法与机会。也许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人们最终会检验出哪一种观点或看法更符合实际，但从学理上讲它们都具有某种价值意义。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注释:
　　①自由主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群体。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在《关于国际自由主义的再思考》一文中，曾对包括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即管制自由主义)、复杂自由主义(即成熟的自由主义)作出了详细的区分与论述。参见基欧汉《关于国际自由主义的再思考》一文，载罗伯特•O.基欧汉、门洪华《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5页。
　　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一学说斯劳特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献。不过，如果说以前的文献只是忽隐忽现出斯劳特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观点或论证的话，那她提交给美国国际法学会2000年年会的、题为“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论文，则是她对“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所进行的全面、系统以及深入的梳理和阐述。以下有关“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研究内容的介绍部分，主要整理自Anne-Marie Slaughter，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94(2000):242-249.
　　③斯劳特基本上是把自己的理论适用范围定位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圈子里，为此她甚至专门写过《自由民主国家的世界里的国际法》一文。See Anne-Marie Slaughter， 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of Liberal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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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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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Jose E.Alvarez， Interliberal Law: Comment，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94(2000).
　　【责任编辑: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