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西方管理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

“人之能群”: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儒家所提倡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关于指挥管理，现代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如Ｒ·布莱克和Ｊ·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Ｆ·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在管理上它是有不足之处的。

“自强不息”:关于激励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强不息。《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力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要落后”等民间俗谚，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构建特色的人本管理体系，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兴发达国家，他们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次生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并包含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的、现代制度的创立和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构建只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然，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可抱残守缺，同时也不可连根拔起;既不可背负上沉重的文化包袱，同时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

市场经济一旦走出其初始阶段，那种以物质刺激为手段的经济人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经济进入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经济时代，总需求和个人总需求已不能再完全用物质范畴来涵盖。换言之，物质的概念已成为过去时，人的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物质消费也越来越变成文化的物质。日本是二战以后最早复兴并迅速跨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日本的成功恰好在于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它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有机结合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中华文明遭受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大多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缺少市场竞争的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人观念正暗合了当代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理念。一旦市场经济的闪电射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必然会唤醒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立一开始就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尽管它在一些方面还显得很不成熟，但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思想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并绽放出簇新灿烂的中华文明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