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尤其是到了中世纪，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天人相分”这种在对立中求统一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对客体的分解能力强，具有分解思维、逻辑思维的特长，善于将事理细密解剖和层层推衍。西方的管理理性化正好符合了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泰罗制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在美国推行开来的原因之一。

　　（三）韦伯宣扬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不仅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经济制度范畴，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学范畴。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以欧洲理性主义为精神基础、以理性的具体核算为集中体现的，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体系。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合理而有系统地追求预期利润并节制消费的态度，并且以劳动为义务，以履行个人的职业责任为天职。其理性之处，不在于增强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4]而在于为个人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一种伦理上的约束力。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不仅能培育出严格的自我约束力，激励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世俗工作，而且能在近代经济秩序中培育出合法地赚钱就是美德的价值观念。这种劳动和赚钱的态度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经营，而资本主义经营也正是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中吸取其最合理的精神动力。同样，作为社会人文精神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缩影，西方管理中的理性化就充分体现着这种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 [瑞典]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 董四代。文化观念创新和管理革命[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3] 王明江。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探源[N].中国企业报，2001- 02- 15.

　　[4]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