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简要评价

　　九步讯问法作为里德教授在美国审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审讯方法，自1974年以来，该方法一直在里德联合学校培训学生，而且学校在美国各地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举办过培训班和讲习班，共培训了20多万审讯和测谎的专业人员。实践中九步讯问法更是得到警察和侦查人员的青睐，在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在我国九步讯问法在理论方面有所研究但深度却依旧不够，侦查实务过程中更是没有被广泛的应用到讯问中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自从1997年来实行侦审一体化后对于以前的预审工作逐渐淡化，对它的理论研究也渐渐变少，所以对于九步讯问法只有少数的专家学者有所涉及，并未普及开来；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和美国的文化、法律上差异，九步讯问法更多地是从心理学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它并未有比较好的现实土壤，造成了它并没有在我国广泛应用。笔者认为主要的还是前一个原因，侦审一体化对于不仅讯问而且涉及到以前预审的所有内容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冲击。从部委到基层单位，预审部门的撤销要求侦查人员的素质非常之高，不仅要侦查抓捕犯罪嫌疑人更要审讯获取口供，审查把关犯罪证据。如果真的能如此的话，确实是一大幸事，那我国的侦查人员都是全才，而九步讯问法对于侦查人员的要求能识别出犯罪嫌疑人说谎和欺骗的行为就不在话下了。
　　国外学者专家对九步讯问法的问题的观点都有着一定的道理，九步讯问法自身尽管成功依旧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对此不能实行拿来主义，完全照搬，教条般的使用肯定是不可取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侦查讯问情形的九步讯问法才是我们研究它的目的。笔者认为九步讯问法最大的问题是它不给犯罪嫌疑人充分说话的权利，这与我国刑诉法赋予的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严重相悖。诚然讯问策略中一时打断犯罪嫌疑人说话的企图是可取的，但是九步讯问法却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试图一直不让嫌疑人自我辩解。其实这与美国的法律和九步讯问法自身有关系，因为九步讯问法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放弃米兰达规则——在审讯的任何时候，如果嫌疑犯设法向律师求助或行使其保持沉默的权利，审讯就结束了，不然的话九步讯问法也不会得到供述的。然而在我国九步讯问法却能够实行下去，尽管我国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但却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和沉默权，这使得只要我们的侦查人员讯问策略和方法得当，必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九步讯问法中的引诱、欺骗和欺诈也是一直备受诟病。它的说服中也确实是存在大量的欺骗和谎言甚至有时可以使用一些“公众认为不道德的方法”，对此英博、里德却认为是欺骗和谎言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他们是“发现事实绝对必要的”。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严禁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一经查实，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威胁、引诱、欺骗的软讯问方法与刑讯逼供一样，都是非法的，当然也是被绝对禁止的，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却并非如此。不可否认，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讯问策略和方法含有相当一部分引诱、欺骗和欺诈的成分，为此必须要设置一定的标准即讯问策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讯问策略不仅要合法更要求其具有合理性，获得的口供才能作定案的证据。这也许和美国对此的限制条件有些相同的地方：一是欺骗不得使法庭和社会受到良心的冲击；二是不得利于导致虚假的供述。九步讯问法的创始人尽管也声明了这两点，但只是盲目的相信“这里提供的方法和策略没有一种会导致无辜的人供认犯罪”。对此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科学研究。
　　综上所述，从九步讯问法本身来看，审讯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被审讯者就是罪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我国侦查讯问的目的不仅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还要排除无辜的证据，所以对于九步讯问法我们还是要区别的看待，有比例地吸收借鉴，以使其能更好的中国化，更好地为侦查人员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