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指定监视居住与“双规”之间引发的争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对于监视居住的场所没有特别的规定，只是提到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可见，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对于监视居住场所的规定区别在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类重大案件的指定居所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质是“双规”的合法化和扩大化，不受看守所条例的限制，将存在失控的隐患。 该种说法有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妖魔化的嫌疑，实际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比纪委的双规要严格得多。
　　一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要比“双规”严格得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仅要求符合逮捕条件，而且要求符合三类重大案件的标准，而纪委的“双规”措施，很多时候被双规人是达不到逮捕条件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是一种立案后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追诉的一个环节，是侦查机关在掌握了犯罪的证据之后为了保障侦查而使用；而纪委的“双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对案件进行分流的措施，部分双规案件达不到犯罪标准作违纪处理，部分双规案件在达到了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才会转入刑事程序，因此采取“双规”措施的条件要比指定监视居住低得多。
　　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协调工作要比“双规”难度更高。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为例，要对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首先要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同意，其次要与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协调，而在实际工作中，另外还需要与提供监视居住场所以及后勤保障的部门协调，人、财、地、吃、住、行一样都不能少，这些协调工作的难度比纸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
　　三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司法成本比“双规”要高得多。由于“双规”是一种党内措施，因此没有法律对于“双规”地点加以规制，而且“双规”制度存在多年，场所、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纪委部门可以将特定的场所改造成“双规”的专用场所。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检察机关来说也是一种新事物，场地、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需要重新投入人力物力加以建设，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指定的居所还是一次性用品，即使建设场地专门用于指定监视居住之用，一方面维护成本将会相当高昂，另一方面难免会被质疑为是检察机关的办案场所。
　　四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法左右“双规”的存废。“双规”制度作为一项党内制度，其存在与否不以刑事诉讼法的变更为转移，即使许多学者的初衷是寄希望于能够籍监视居住制度的修改将“双规”制度合法化，也只能是学者的美好愿望。
　　因此，重塑后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是“双规”措施的合法化，更不可能取代“双规”措施，鉴于其严格的适用条件，也不存在失控的风险。

　　四、结论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比修改后宽松得多，但是因为监视居住存在的种种成本，一直没有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主流强制措施，有边缘化的迹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更为严苛，却反而成为了讨论的热点，经过分析，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类重大案件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引发的人们对于监视居住是否会演变成变相羁押措施的担忧；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会否取代“双规”措施的争论；三是监视居住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有无存在必要的争论。
　　站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立场，即使法律规定了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办理中，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是仍然找不到舍弃逮捕而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理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对于逮捕，可能会增强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制力，减少律师会见以及羁押环节信息走漏的概率，但是复杂的审批流程、多头的沟通协调、极高的后勤保障要求、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以及监管失控的风险和责任，都会导致采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付出与收获难成正比，有太多的理由让侦查机关视监视居住为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