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货运代理人与承运人代理人身份的重叠不必然导致滥用代理权情形，但却会对货运代理人向委托人主张支付“相关合理费用”产生影响。审判实践中诸如此类的纠纷相当常见，如货物因故在中转港发生滞留、或是在目的港拆箱后发现装载不当而需要重新包装等等，并由此产生额外费用。货运代理人作为承运人签单代理人时，通常与该承运人具有业务甚至是投资方面的紧密关联，自然会先期垫付额外费用；货运代理人作为承运人揽货代理人时，其代理协议中往往会设置有极为苛刻的条款，诸如对额外费用均需无条件先行向承运人支付，甚至需事先交纳保证金，当额外费用产生时，承运人往往利用其强势地位早早将费用从保证金中划扣。接下来，货运代理人只能按照其与委托人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主张求偿该额外费用。人大法工委在对《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释义中认为，委托人负有偿还受托人支出必要费用的义务，而“必要”即合理原则，应从三方面考虑，包括直接性原则、有益性原则与经济性原则。笔者以为，在委托人与货运代理人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无特别约定时，应从司法解释文义出发，即由“相关合理费用”中引申出的关联性、合理性两方面进行审查。
　　就关联性而言，即需判断该额外费用是否发生于海上货运代理事务履行过程中。审判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只要是该额外费用的支出系有利于委托人，或是客观上能促成、保障货物运输顺利进行的，则委托人即应予偿还。由此理解，前述发生于中转港、目的港的额外费用均需由委托人承担。笔者认为，法律规定受托人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要求委托人偿还，其本意在于促使委托合同的履行并尽量使得委托人追求的交易目的得以实现。因而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中，额外费用需与货运代理事务相关，方能体现上述立法目的。在出口货运情形下，通常货运代理事务在货物装船、取得并向委托人转交海运单证时即已履行完毕。货物出运后，原则上法律关系已转变为委托人（托运人）与承运人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此时的货运代理人，身份同时亦已完全转变为承运人的代理人。
　　就合理性而言，即需判断该额外费用是否系货运代理人适当处理所产生，即是否出于货运代理人善良、谨慎处理事务所需。关于费用合理性的判断，当然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判断。但笔者认为，对此不应课以货运代理人过于严苛的注意义务标准。在货运代理事务履行过程中，运输尚未开始前，如因故可能产生额外费用，货运代理人应及时履行报告义务。为促成货物出运，委托人此时也乐于出面直接处理。如经及时报告委托人怠于处理的，则货运代理人垫付的通常费用理应由委托人承担。实务中，对于滞箱费等额外费用标准通常相对明确，且货运代理人除按要求垫付费用外，亦没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其他适当处理手段。加之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下，只要委托人加以抗辩，货运代理人本已负担自证无过错的严厉举证责任，再要求其证明垫付费用数额本身的合理性就显得过于严苛了。

　　四、承运人强势地位之影响

　　最后，不得不提及类似纠纷中承运人强势地位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承运人（尤其是一些海运业巨头）代理人的货运代理人，垫付（有时是被直接扣划保证金）额外费用本身出于无奈。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诉讼中，如该额外费用经审查被认定为与货代事务并无关联，则此时货运代理人就会处于更为尴尬的境地：对于委托人（托运人）而言，无法在货代合同项下求偿；对于承运人而言，无条件垫付额外费用有协议条款明确约定（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此类条款有显失公平的嫌疑），即使个案中能从承运人处成功讨回费用，后者亦往往会利用其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在后续交易中予以反制或干脆拒绝继续交易。这让法院在个案利益衡平时常难于抉择，除在总结类案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发出司法建议书外，恐怕仍需在更宏观层面考虑制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