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括号内标注的是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
　　4.2.1　模型的空间特性检验
　　两个拉格朗日多项式LMerr和LMlag都可看出空间依存性的存在。因为LMerr的概率是0.08而LMlag的概率是0.54，所以空间误差构成模型（SEA）更适合解释中国FDI的区域分布。对于空间异方差（spatial hetersocedasticity），Breusch-Pagan检验的概率是0.26 说明了它是不可能存在的。Kiefer-Salmon检验的概率是0.27，说明残差项分布是正态分布。
　　对于中国FDI区域分布的SEA模型，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而言，传统的R[2]不再适合空间依存性模型，具体检验空间依存性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X[2]（1）检验，用SEA模型负的Log likelihood的值减去OLS相应的值的2倍与临界值X[2]（1）相比较。对于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值分别为3.5和2.8，均大于X[2]（1）（显著性水平为0.1时，其值等于2.71）的临界值。第二种方法是直接通过λ的概率值来判断空间依存性的存在，模型1和模型2概率值（分别为0.0079和0.0163）的显著性水平都是5％。
　　空间计量模型和普通模型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过空间自相关系数λ表明：我国FDI区域分布的地理溢出程度是14％，即一个地区FDI的增加会溢出其地理边界使相邻地区的FDI也相应有所增加。虽然空间计量模型（SEA）的回归系数与普通模型相比只有细微的变化，但是降低了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和报告的概率值，增加了回归系数的有效性。
　　4.2.2　模型结果分析
　　从表2的估计结果看，模型1和模型2的OLS回归结果和以前的研究（Qian sun，2002；孙俊，2002；Chunlai Chen，1997）相比是极其相似的，模型对中国FDI区域分布方差的解释能力都在88％以上。
　　模型1包括所有预先设置的自变量，除调整工资变量外，其他都是正相关。然而，并非所有的变量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基础设施（lnLD[，t－1]）和信息成本（IC）的统计检验不显著。经济总量（lnGDP[，t－1]）、市场化水平（lnMAK[，t－1]）和累积的FDI（lnCFDI[，t－1]）的显著性水平为5％，调整工资率（lnWAIP[，t－1]）和开放程度（lnOPEN[，t－1]）的显著性水平是10％。基础设施与FDI的区域分布呈现正向关联但统计不显著。信息成本（或沿海地区亚变量）与FDI的区域分布呈现正向关联但也不显著，这个结果与许多研究结论不一致，只能说明中国加入WTO以后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倾斜政策等历史上的优势在逐步消失。
　　剔除不显著变量的模型2和模型1相比较，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大大提高了。模型2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的系数比模型1（弹性系数）有所增加，其他系数则相应减小了。由于我们设置的模型回归系数可以用弹性理论加以解释，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弹性系数（2.50）最大，以下依次是经济总量（0.73）、累积的FDI（0.34）、开放程度（0.23）、调整的工资率（－0.73）。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对于其吸引FDI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市场化水平本身是个高度综合的指标。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七个区位条件变量对FDI区域分布的影响，使用了最新的FDI数据，检验了空间依存性的存在，并估计了FDI的地理溢出程度，拓展了研究方法。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我们检验空间异质性是不存在的，而空间依存性是存在的。进一步，本文证实空间误差构成模型（SEA）更适合表现中国FDI区域分布的空间依存性。研究结论表明一个省FDI的增加会对邻省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研究结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建议。①经济总量越大，吸引的FDI越多。各省要吸引更多的FDI，更要注重自身的经济发展。②以各地劳动生产率调整的工资率与FDI是负相关的，这表明各地区的劳动成本是决定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低廉的劳动成本依然是各地吸引FDI的重要筹码。③各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吸引的FDI越多。依据弹性理论，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对各地吸引FDI最敏感。另外，累积的FDI越多对于吸引新的FDI也越多。这说明集聚效应大于其扩散效应，累积的FDI对于其他FDI具有“羊群效应”，因此各地在吸引FDI时要注意产业集群的培育。 ④各地的开放程度越高，吸引的FDI越多。在两个不显著的变量中，基础设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变量，有待深入研究。信息成本变量（或沿海地区哑变量）不显著，说明中国加入WTO以后，沿海地区传统的优势正在消失，这对于广大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逐步壮大，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本地低廉的劳动成本、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吸引FDI的大舞台上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另外，14％的地理溢出程度是不可忽视的，但对我国FDI区域分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短期内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各地区引进外资上还得靠自力更生。
　　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国的FDI区域分布问题，本文只作了一点尝试。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对不同时期的FDI选择不同类型的空间权数进行深入研究；针对某个产业的FDI区域分布进行研究，或者选择一个地区对FDI的区域分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可选择FDI资源国进行相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