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自19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步步深入，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年复一年快速增长。自1992年起到2002年，中国累计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3701.68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东道国。FDI分布于中国除西藏外的所有地区，几乎遍及中国工业的每个领域。很多研究表明（Wei，1995;Sun，1998;Chen，1999），大规模的FDI涌入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技术进步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但是，FDI的这种好处并不是中国每一个地区都能感受到的，我国FDI的区域分布有严重的非均衡性（表1）。自2001年10月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FDI的区域分布结构有了细微的变化（中、西部投资比重有所增加）。
　　表1　中国FDI分布的基本特征
　　Tab.1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DI distribution in China 年份　　　　 FDI(US)百万　　　　　　区域分布/%　　　　 广州、福建及其他省所占比例%
　　　　　　　　　　　　　　　　　　　　 东部　　 中部　　　　西部　　 广东　　 福建　　　　其他省份
1986-1991平均　　　　3 104.5　　　　　　　　 91　　　　 5　　　　 4　　　　 43　　　　8　　　　 49
1992　　　　　　　　 11 007　　　　　　　　 91　　　　 7　　　　 2　　　　 34　　　　13　　　　 53
1993　　　　　　　　 27 515　　　　　　　　 87　　　　 9　　　　 4　　　　 28　　　　11　　　　 62
1994　　　　　　　　 33 767　　　　　　　　 88　　　　 8　　　　 4　　　　 28　　　　11　　　　 60
1995　　　　　　　　 37 521　　　　　　　　 88　　　　 9　　　　 3　　　　 28　　　　11　　　　 62
1996　　　　　　　　 41 726　　　　　　　　 88　　　　 10　　　　 2　　　　 28　　　　10　　　　 62
1997　　　　　　　　 45 257　　　　　　　　 87　　　　 11　　　　 3　　　　 27　　　　 9　　　　 64
1998　　　　　　　　 45 463　　　　　　　　 88　　　　 10　　　　 2　　　　 30　　　　 10　　　　 61
1999　　　　　　　　 40 319　　　　　　　　 88　　　　 9　　　　 3　　　　 29　　　　 10　　　　 61
2000　　　　　　　　 40 715　　　　　　　　 88　　　　 9　　　　 2　　　　 28　　　　 9　　　　 63
2001　　　　　　　　 46 878　　　　　　　　 88　　　　 9　　　　 3　　　　 26　　　　 8　　　　 66
2002　　　　　　　　 52 471　　　　　　　　 87　　　　 10　　　　 3　　　　 22　　　　 7　　　　 71

　　注：资料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及相关计算。
　　依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Spatial Econometrics）模型进行研究。首先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选择了经济总量、劳动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信息成本、累积的FDI、开放程度七项区位因素指标，对影响FDI区域分布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证明了空间依存性的存在并估计了地理溢出程度（空间自相关系数）；然后确定影响FDI区域分布的关键因素；最后依据模型结论，为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引进更多的FDI提供了政策建议。
　　本项研究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现有的同类研究相比有两大显著特点：①使用了最新的FDI数据，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数据；②在标准回归的基础上，运用了空间计量模型，融入区域间的相互影响，对FDI的地理溢出程度进行了估计。
　　2　文献综述
　　2.1　FDI区域分布理论文献综述
　　在解释FDI区域分布理论中，最早研究角度主要从企业或跨国公司出发，Hymer（1960）认为跨国公司是一个寡头行为，FDI被认为是公司在全球竞争下所作的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定；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详细解释了所有权、国际化和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内部化，强调FDI的目的是资产的获得；Brainard（1997）则认为跨国公司FDI是其为获得规模经济所采取的接近客户或集中生产的一种交替选择，FDI与贸易出口之间存在着交替的关系；传统企业选址理论用交通成本、工资和基础设施解释FDI的地理分布；现代工业选址理论则强调盈利的外部性或与需求和供应链相联系的聚集程度（Krugman，1991）；新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工业内或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形成的聚集效应（Romer，1986;Sala-I-Martin，1990）；一个新的理论信息成本方法认为跨国公司的管理和分支公司的设置是经济代理人针对信息成本存在理性反应的结果（Casson，1994）。
　　2.2 FDI区域分布实证文献综述
　　在对美国的FDI地点选择研究中，Coughlin（1991）从公司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认为区域面积、人均收入、产业聚集、劳动市场条件（工资率和失业情况等）、交通网络、税收、政府吸引FDI的消费等都是各州吸引FDI的决定因素；Friedman（1996）发现市场潜力、工资、技术劳动力（人均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工程费用、主要港口、吸引FDI的补贴等对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选址有重要影响；Mody和Srinivasan（1998）进一步证明吸引美国和日本跨国公司相似的区域条件是低工资、低风险、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技术人才。
　　对中国的FDI地点选择研究中，Wei等（1999）研究表明国内贸易额、工资率、GDP增长率、R&D人员、基础设施、聚集程度、信息成本和投资刺激等因素对吸引FDI具有显著影响；Qian sun等（2002）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内市场规模、聚集程度、基础设施、工业化水平、累积FDI、劳动力质量、劳动成本、科研水平、开放程度、政策风险和FDI替代物（外国证券投资）等因素在不同阶段对FDI的区域选择作用有所差别；孙俊（2002）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FDI地点选择的因素，认为除了基础设施、劳动力质量、工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变量外，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对该地区吸引FDI水平有着重大作用。
　　这些经验研究的共同点是使用标准回归模型对平行数据（Panel Data）进行分析，但这些分析没有结合空间数据的典型特征，参数估计是有偏的，推论的有效性值得怀疑。空间数据观察值的位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因为相邻区域可能相互影响， 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所谓的空间依存性。对于FDI，聚集效应通过地理溢出区域边界可以导致相邻区域的FDI水平提高，另一方面空间依存性使区域内资源成本上升，相邻区域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本文设置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FDI区域分布进行分析，并对空间依存性进行检验和估计。
　　3　中国FDI区域分布的区位条件分析
　　影响外商在一个地区投资的区位因素很多，集中到一点上是投资项目的成本和收益。一个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出口通道、高度聚集发达的产业群、便宜的要素投入、丰富低廉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潜在的巨大规模市场和相对低的信息成本等因素都会对吸引FDI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各地区对吸引FDI有无税收等优惠政策、正常的市场活动是否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有无来自政府支持国有企业的不平等竞争、有无稳定连续的政策环境、需不需要额外的寻租成本等宏观投资环境也会左右外商的投资决策。综上所述，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选择了经济总量、劳动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信息成本、累积的FDI、开放程度七个区位因素变量。
　　3.1　经济总量（GDP）
　　GDP从总体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反映了一个地区潜在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越大，该地区对FDI越有吸引力。然而，市场越大，竞争者越多，竞争也越激烈，有些投资者也会投资到市场相对较小，竞争力较弱的地区，此时，市场的大小与FDI成反向关系。GDP对FDI具体作用及方向有待模型检验。我们用各省市或自治区2001年的GDP作为经济总量或市场需求的代理变量。
　　3.2　劳动成本（WAIP）
　　劳动成本一般用工资来度量。大多数人认为工资与FDI呈反向关系，但由于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不包括住房补贴和医疗保险等隐形收入，这使得工资指标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吸引FDI并不主要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Branstetter & Feenstra，1999）。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倾向于付给其工人一定的工资外津贴，因为他们想雇佣高质量的工人。高工资也许反映较高的劳动质量。因此，在有些省份高工资会吸引较多的FDI。在这里我们用2001年劳动生产率调整工资率（人均工资除以人均劳动生产率，即效益工资率）来反映劳动成本。理论上，该项指标越低，吸引的FDI越多。
　　3.3　基础设施（INFR）
　　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是外商投资者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基础设施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从公路到铁路、航空再到通讯系统，甚至包括中介组织。因此，对基础设施的度量非常困难。我们用各地区2001年公路密度（公路里程除以各地面积）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3.4　市场化程度（M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