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乃至突发事件，在破坏性上相似，因此政府的预警策略亦具有兼容性。表中的“无害无防”、“小害小防”、“中害中防”、“大害大防”是四种“最好”的状态；“无害大防”、“大害无防”是两种“最坏”的状态；而“小害大防”、“大害小防”、“中害不防”、“无害中防”是四种“较坏”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应倾力追求，最坏和较坏的状态要努力避免。在付出努力后，可能得到的另六种“中间状态”。 “小害无防”、“无害小防”、“中害小防”、“小害中防”乃至“大害中防”、“中害大防”，是现阶段科学水平和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下较有可能经常出现。中间状态并不理想，对灾害判断不准，或是反应过度，形成惊扰，或是反应不足，造成损失。但这是需要接受的现实。 汶川地震属最坏状态：“大害无防”。这一次，中国没有重演海城地震成功的预报和预防（“大害大防”）；也没有重演松潘、平武地震付出代价、有深刻教训、但毕竟发生了的预报和预防（“中害大防”）；也没有出现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 在汶川地震前的两年间，如果确有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判断，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中期预警举措？在汶川地震前夕，如果确无精确的“三要素”预报，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从地震部门获得欠精确的预报意见？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处置这些“欠精确”预报的？有没有“内紧外松”的应急措施？有没有小范围或特定目标的局部防范？是否有过犹疑、彷徨、顾忌、争论，直至最终未能实施预警？ 深入详尽的分析，有待信息全部公开。需要指出，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有的地区甚至直接由军队领导。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六十九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三十二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困难。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时到二十四时将发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功能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八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七百万人口，相信的人达百分之二十，半信半疑者达百分之五十，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71] 一九八一年夏，陜西省汉中地区发生暴雨洪灾，关于八级地震将发生的消息随之流传。原因是一个冶金地质勘测队因拆房建房，临时搭建油毡棚。有人说，地质队是通中央的，人家知道得早，要地震了。这起谣言影响二百万人，引起混乱。一次电影院里有人惊呼“地震”，造成踩踏伤人事故。[72]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一九八〇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 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73]。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三月二十九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二百条渔船载着六千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一百零六条，载着四千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74] 一些对地震谣言的研究，结论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对地震谣言严厉打击。然而，许多的地震恐慌，并非谣言所致，而是与地震预报有关。 一九八三年在甘肃古浪发生的地震传言，起因是一位教授的内部预报意见。该教授预测，九月十七日前后，古浪一带，将发生六点二级地震。这个并未形成共识的意见，本由地震部门内部掌握。但地震测量队在野外工作时钱财被盗，向县公安局报案，顺便向公安部门透露了这个消息，并有“君子协定”，商定绝对保密，不能外传。于是公安局内首先出现了防震棚，路人问询，又神神秘秘不作回答。不久，防震棚便在古浪县遍地开花，连群众大会都不敢在礼堂内举行。[75] 一九七六松潘、平武地震，预报取得成功，预警却有深刻教训。[76]这次预警，在地震中期预报被作出后即开始。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一九七六年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四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在地震发生的四个月前，震情信息已经广泛传播。 某种意义上说，四川防震，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地区的预警方式有关，也与海城地震和刚刚发生的龙陵地震被成功预报有关。六月十四日，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二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六月下旬可能发生六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 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二十四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六月下旬”。二十二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