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天灾预测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地震局是否收到？耿庆国先生等老专家的精确预测为何置若罔闻？为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地震局多次强调其没有收到任何临震预报。到底应该对此做何解释？ 　　　　如果我们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我们会发现，此次汶川大地震不是没有前兆。国内外的学者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警告。既有时间段的，也有相对具体时间的。只可惜，我们重视不够，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耿庆国先生等资深学者对地震的发生把握得还是相对较为准确。这说明，我们的临震预报还是具有可能性的。当然，也说明，我们对地震发生的警惕性尚不够。我们给人民打招呼的意识也“年久失修”。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前述的有震推定的原则，我们就会时刻关注着各种关于地震预报的意见和观点。多方求证，实地观察，综合分析，将国内外的科学研究与实地观察结果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做出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临震预报。 　　　　 　　　　二、临震预报的表面问题：学派门户森严，非主流学者没有话语权 　　　　当今中国的学术界，门户等级森严，派别势力严重。非我族类，其心必衣。同为学者，同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也就势必水火不相容。有些人土霸王思想严重，一山不容二虎。倘有不听话者，扫地打发出门。在一次次排挤打压之后，学术界最后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势力群体和利益集团。而且这些人逐渐垄断了学术话语霸权，摇身一变成了“意见领袖”、“英明决策”的化身。在自然科学领域，诸如地震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形成这种格局，其后果不堪设想。其典型表现就是，非主流的观点和边缘的声音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建国以来，地震科学的研究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在耿庆国先生看来，“我们国家老科学家里面，能在地震预测第一线率领我们冲锋陷阵的，一个是李四光，地质部的专家，一个是翁文波，石油部的专家，他们两个人都是资深的学部委员，也就是资深院士。但是他们是亲自带头搞地震预测的。”“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测，是和传统的统计预测不一样的。翁文波的信息预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成果，但是现在仍得不到重视，这很奇怪，成为非主流派。” 　　　　而且，权力主导学术，学术屈服于权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唐山大地震而言，耿庆国先生亦有同感。“我至今仍认为，如果在北京地震队震情告急期间，从7月14—26日这12天里，如果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开一个京津唐张地区的震情会商会，把北京地震队、天津地震队、唐山、河北地震局都找来谈一下，说不定一碰头，情况就会好一些，对监测预报工作有利。” 　　　　其实，当耿庆国先生说出这些的时候，无不包含着对我们当下学界的忧思，以及对个人身世的忧虑。现年67岁的耿庆国先生又何尝不是非主流派呢？地震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其一不小心将导致的是数以万人的性命从此消逝，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成就一夜垮台，所有的一切都将将毁于一旦。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已经见证了，而且是痛心地见证了。因而，科学准确地预测，做好地震的预防工作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学术研究应该尽量少些派别之间，多些宽容与求同存异。每个人的眼光不同，视角不同，立足点不同，关注的重心不同，应该互相敬重，互相交流，形成合力，攻克难关。比如，合力攻克临震预报的难题问题。因为其换来的不只是学者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积累、科学理论的建立，学理模型的创见，最重要的是，它会关系到最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人民的生命保全问题，人类的存在与否问题。 　　　　 　　　　三、临震预报的深层次问题：科学研究缺乏自主创新机制 　　　　 　　　　中国的地震研究可以在利用我们的悠久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逐步摸索出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应该逐步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何况我们已经具备一些良好的基础。“我们有3000年的史料可以研究，我们的国土非常辽阔，版块内部的地震也是很独特的环境，关键就是要搞自主创新，而且是中国的原始创新。不要老跟着外国人跑，外国人没搞中国人就不能搞，这种标准是不行的。” 　　　　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其实中国地震学搞好了，也完全可以引领世界地震学的发展。这就是说，地震学研究也应该有中国特色。而且也已经有一些中国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色。正如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力学所研究员邓乃恭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有相当成功的先例。中国预报地震的方法很多，包括地球物理方法：地震发生前，地磁场、重力场等可能会发生改变；还能通过地应力和地形变来探测，也包括对地下水所含氡气的含量以及关于动物异常行为的研究”。 　　　　任何科学研究应该多元并存，共同发展。地震研究概莫能外。而目前的现状恰是，“党中央胡总书记号召我们自主创新，但我们在地震预测方面的一些自主创新方法，唐山地震后至今仍得不到支持。”这样的格局应该彻底打破。要打破地震研究的派别门阀，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地震科学的自主研究确实需要多方支持，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支持。仅仅有国家领导人的空头支票、却无力践行、无法践行。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耿庆国先生至今尚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国家对防震减灾要加大投入，要特别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预测方法研究，要对综合交叉学科的群体科学家正在从事的巨灾和灾害链研究给与切实的支持，以造福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觉得，人民的安危重于泰山，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很好的把临震预报搞好。特别希望能够在临震预报方法的自主创新方面得到有关方面的认真支持和落实。”如此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地震学者，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这既体现了学者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良知，又体现了学者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忧患意识。我们国家、社会理当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研究环境。 　　　　关于如何发挥科学的社会作用，已故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J.D.贝尔纳指出了其问题，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由于科学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正常行使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减弱了。”因而，科学家更多的会考虑政治问题，比如政治稳定问题，而不是科学自己的研究和创新问题。恐怕当今中国的地震科学尤其如此。更要命的在于，“由于科学家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也越来越明白，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极小的。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同行政人员和职员一起，更加集中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实际境遇。”这是我们“科学家”的悲哀还是科学的悲哀，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要充分发挥科学的作用，至少需要做到两点。其一，需要改变科学研究所处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与科研环境。“要想使科学组织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组织进行适当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即便能在科学上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纠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目前的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产生根本的变化。”由此可见，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何其重要！ 　　　　其二，还需要科学家自己的积极争取。具体来说，如何使国家较好地扶植科学呢？“只能通过有政治觉悟的科学家的个人合作并且通过他们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联合，才能使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将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都能真正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需要。”（贝尔纳，1982：513－541）这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