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围绕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首次系统完整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导各地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实践。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西藏的资源禀赋结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西藏各项工作，更加全面推进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积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是我们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的新任务。

一、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分析及其借鉴意义

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地理学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空间问题，即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相应的资源配置过程的制约和影响，主要任务是考察决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过程，科学预测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动趋向，揭示资源的空间配置过程和经济主体的空间经济活动规律。其中有关区域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对经济落后地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西藏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1、区域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资源结构，即增加资本在资源禀赋结构中的相对丰富程度。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⑴。就一个经济体或区域来讲，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各个经济体之间并无太大的差别；唯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富程度的提高。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资本的丰富与提升，增加资本在资源禀赋结构中的份额。

2、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刘易斯的一段话，概括出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悖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经济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至于要写满几页警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更明确地说：“政府的失败既可能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由于它们做得太多。”⑵同时，中国的改革实践和传统经济体制表明：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这就

要求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重视发展战略这一外生变量，用科学的发展战略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践。

3、区域经济增长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1）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2）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3）技术的进步。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受到技术变迁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的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所以，重视技术进步，促进技术升级，是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科学途径和捷径。

4、在一定历史阶段，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要采取国家主导发展战略。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是党和国家的责任。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采取国家主导发展战略是必要的。国家主导发展不同于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不是回到旧体制，而是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各种资源向民族地区适度积累；国家主导发展也不是大包大揽，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本身。因此，少数民族地区要处理好国家主导发展战略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既要坚持国家主导发展战略，又要面对市场，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自身融人全国统一大市场。

二、西藏资源禀赋结构的特征及其评价

就西藏来讲，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分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来进行分析。

1、自然环境及其评价。自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形式。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而改变的，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越大，反之亦然。

考察自然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自然资源。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政策、体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决不是惟一的，因为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及其各种要素的权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发生变化和深化，传统意义上资源贫乏的地区可借助良好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人力资本优势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另外，对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政策、投资主体及经营体制决定了资源的受益对象可能发生转移和错位。江泽民同志1999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合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资源，建立一些产业基地，使之成为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开发这些资源和建设项目，一定要多注意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利益和实惠。”⑶

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西藏发展的社会成本约束。西藏地广人稀，市场狭小，发展的代价较之其它地区要大得多。投资巨大，而收益回报低，这对投资和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十分明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国家投资有限，区外资金不愿进人，这是西藏发展的最大约束。自然环境所造就的投资环境的先天性障碍，西藏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

2、人文环境及其评价。“人文要素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影响区域的人文要素主要有：人口与民族、区位及交通条件、地缘经济、区位文化、区域经济技术基础与区域创新系统等。……人文基础在中国区域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⑷，对西藏的发展而言，人文环境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

首先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区位和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但同时必须看到，区位和交通是人地关系互动的结果，“人文”的成分更多一些。交通是发展的先导，西藏的发展，有赖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使货畅其流，更重要的是“送得来、出得去”，加快人才和信息的流动，促进更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其次是地广人稀和聚落分散。“地广人稀”是西藏各民族聚居区域典型的人文景观。“地广人稀”是人地互为因果的现象，对发展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聚落分散且规模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成本大；二是土地等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大。在西藏，一方面生育的成本太小，贫穷和人口增长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接受教育的预期收益太低，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两方面因素负向加强，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愈加突出，造成经济发展缺乏人力资本的有效支撑。

最后，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对西藏发展将持久发挥作用。民族传统文化是人文环境中的控制性因素，传统文化与发展的调适水平和调适程度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和阻碍作用。传统文化形成于过去，作用于现在，影响和规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改造传统文化，创新传统文化，增强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对西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宗教要改革，要走世俗化的路子，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依法管理宗教活动和事务，这是改善和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促进西藏健康、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3、制度环境及其评价。“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翻身的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党的领导下，第一项任务早已胜利完成，第二项任务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发育问题，文化意义上的制度环境需要长时期的改造；另外，体制环境的制约，使西藏的发展面临更加深刻的转轨困难。

社会发育迟缓是影响西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价值判断体系、组织化程度、财富观念、行为习惯和能力、心理意识等诸多方面的落后和差距，导致发展的速度缓慢、质量不高、效率低下。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互为因果关系，社会发育不良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的效率就不能提高。

制度也是资本，也是生产力，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就西藏发展来讲，我们必须要补上改革开放的必修课，缩小体制、制度方面的差距，创新和积累制度资本，完善制度环境，学会运用市场机制求生存谋发展。作为民族地区，西藏的改革成本要大一些，社会转型更困难一些，承担风险和挫折的能力更弱一些。因此，改革的步伐要更大，但改革的步骤和举措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改革本身要有创新。

制度资源不足，制度环境缺乏对发展的促进和保障，这是西藏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隐性制度的改良和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与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紧密关联；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政府的强力介人，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

自然环境的恶劣，人文环境的保守，制度环境的缺失，三者之间负向加强，使西藏发展环境异常严峻，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

三、现阶段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

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大战略的目标是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对西藏来说是一次发展契机和大好机遇。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把握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涵义。发展战略决定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发展优势决定发展的路径、政策和措施。从比较利益的角度看，民族地区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包括资源优势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明显。跨越式发展要求跨过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阶段，在较短时期接近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是发展的“常规现象”⑹。否则，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结果可能是发展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选择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有效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现象，以及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

2、以技术进步为支撑，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技术进步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突破口，要把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放在战略高度来认识川。首先要把跨越式发展同技术进步紧密结合起来，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促进生产力的质的升级和内在结构的优化；其次要实施以轻型工业、服务业代替重工业的现代化战略转变，探索立足于技术进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快工业部门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最后要努力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用投人产出率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取代和改造传统产业。

3、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探索适合西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西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的是把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谋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就要大幅度提高工业、农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要把投人性增长转移为效率性增长即结构性增长，这也是保持西藏未来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2003年，西藏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突破，经济结构由2002年的“三、一、二”型调整为“三、二、一”型，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生产总值中比重分别为22.2％、26.1％、51.7％，这是经济发展中的新景象，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点。

4、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优势。西藏地区范围大，地域差异明显，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方向选择上要立足“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西藏的基础产业是农牧业，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关键是要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和畜牧畜群结构，在产业化上下功夫，要紧紧围绕农牧业做文章，把品种改良和产品加工增值放在突出位置，做大、做强、做长产业链，壮大产业优势。另外，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西藏生态景观、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潜力巨大，得天独厚，要加大对旅游业的投资力度，加快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使旅游业超前发展，以此带动第三产业全面发展。

5、坚持国家主导发展战略，优化投资环境，改善投资结构，增加资本在资源禀赋结构中的相对丰富程度。首先要充分抓住全国援助西藏发展的大好机遇，着眼于提高和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上面，创造发展条件，立足于长期发展。其次要有稳定的政策环境。制定鼓励性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来西藏投资和创业，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引进、改进和模仿先进技术，尽快变为本地区的生产力。最后要营造好的制度环境。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环境至关重要。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增大信息流，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发展。

6、优先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是立国之本，也是民族自强之本。西藏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主要表现在辍学率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短、人才结构不合理和人才外流严重几方面。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要切实加强教育的基础地位，使更多的人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杜绝文盲半文盲的恶性再生。西藏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教育成本较大，教学资源利用率低，教学质量不高，特别是农牧区的教学条件十分艰苦，这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国家要采取更加有力的特殊政策，改善办学条件，确保少数民族子女接受一定年限和一定程度的国民教育。要通过宣传引导，严格教育执法，改变农牧区部分居民不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严禁寺院教育对国民教育的冲击和干扰。

7、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要一定限度控制人口增长，减缓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其次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最后要加大投人，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西藏生态环境脆弱，滥垦乱伐，超载放牧，污染环境等现象还未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面临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投人力度，生态环境受益区也应合理负担一部分成本。应继续做好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还草和轮牧休牧工作，同时还要妥善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方式要依靠科技进步，摆脱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不能再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

因此，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西藏资源禀赋结构和改革实践，深人把握“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新世纪初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才能更加全面推进跨越式发展战略和积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从而实现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注释

［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108页。

［2］［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475页。

［3］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0年），民族出版社2000版，74页。

［4］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74页。

［5］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卜选自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中国民族经济统计年鉴》，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3页。

［6］郭熙保，胡汉昌：《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分析》，选自《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228页。

［7］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13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