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收入的消减效应明显，对增加乡镇财政收入的替代效应较弱；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困难等原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进一步扩大了乡镇财政的不平衡，使乡镇财政正常运转更加困难；要使乡镇财政走向良性运转轨道，就必须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完善财务管理机制，加大力度培植乡镇税源，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关键词：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困境；路径选择
　　
　　一、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历史。中国新一轮的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的一种调整，它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构建都会带来一定影响。从中国农村现实情况看，农村税费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转变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使乡村干部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但是，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困难等原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无疑对乡镇财政的运行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收入的消减效应明显
　　税费改革取消了自1953年确立的财政自筹制度。由于财政自筹资金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强制征收，成为游离于政府财政预算的制度外财政收入即非税收入。非税收入主要包括各种行政性收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其他收入等。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收入灵活性比较大，很多乡镇政府在财政资金难以保障正常运作的时候，经常会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非税收入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加之对自筹制度的实施缺乏有效监督和管理，致使它成为乱收费、乱摊派等“寻租”行为的制度性根源。就全国范围而言，税费改革全面推行以前，乡镇自筹统筹资金在乡镇财政中的地位日益加重，其增长的幅度超出乡镇财政预算收入。以山东省为例，在乡镇可用财力中，自筹统筹资金的比重将近1/3。农村税费改革明确提出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乡镇财政自筹渠道减少，原来自筹资金的支出项目改为由预算资金支付，并且规范收费权限、标准、范围，这将会使原先很不规范的非税收入走向规范化，这对于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督和管理，有效遏制“三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由此而引起的财政收入下降问题却比较严重。取消乡镇自筹统筹资金后，乡镇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对于大部分乡镇而言，由于可用财力少，而且收入增幅普遍低于财政支出，加上各种法定支出项目以及硬性增支政策带来的支出压力，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由于乡镇财政收支缺口大，导致相当部分乡镇不能按时足额地发放工资，拖欠干部职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改革中对增加乡镇财政收入的替代效应较弱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无法填补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收支缺口。一方面，上级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的用以填补缺口的转移支付主要限于预算资金的损失。而改革对乡镇财政最大的冲击并不在于预算资金上，而在于三提五统、行政性收费等自筹资金的减少上。对此，由于以往乡镇财政操作的不规范和数据的不确切，上级财政并不认可，即使给予适当的补偿，也较之改革前少很多，很难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另一方面，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很不规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市以上的财政转移支付，基本能按标准落实，但经过层层往来特别是县、镇级财政挤占、挪用，最终到村所剩无几。乡镇财政的收入结构从农业税为主转变成其他所得税、流转税等税收，才会减少遭受农村税费改革的冲击。但是，乡镇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制度上作出重大调整。如农村户籍制度、中小企业投融资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而在现在的条件下，乡镇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继续发展乏力；小城镇建设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实现实质性进展；农民进城务工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收入提高比较困难；农民收入水平低，无法调动农村市场。这些都制约着乡镇经济的发展，想在短期内为乡镇财政找到新的税源或调整税源结构，很难实现。
　　二、当前乡镇财政运行的困境
　　（一）乡镇债务包袱沉重，财政风险加大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乡镇都有不同程度的负债。乡镇的负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前多年积累以及偿债能力明显降低造成的负债。尽管许多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的解决难度。税费改革堵死了三提五统和各类非法集资、收费的渠道偿还债务，除个别省份乡镇企业较成规模外，绝大多数乡镇的企业税收都不能满足偿还债务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债务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长期包袱，而固定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这样的支出比人员支出和法定支出具有更为强烈的刚性。2008年4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CAS）在全国有代表性地抽取了5个省（江苏、四川、山西、河北、吉林）25个县的50个乡镇进行了有关乡镇债务情况的调查，截至2007年末，样本乡镇债务总额为4.3亿元，每个乡镇平均负债902.2万元，以此推算，目前全国乡镇债务总额估计已不低于4 000亿元。随着债务规模的膨胀，债务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乡镇财政对债务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乡镇债务率的快速增长也使农民个人负担率超过10%的警戒线。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债务是一个数额巨大的黑洞，并可随着时间的继续而不断放大。
　　（二）收支矛盾突出，机构运转困难
　　从收入方面看，除了少数富裕地区外，中国大部分乡镇的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商品化农业规模小。乡镇收入构成以农业税为主，缺乏支柱税源，工商税收占乡镇财政收入比重很小，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有限。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分税制改革后，留给地方的一些小税种。这些小税种税源零散，结构复杂，征管成本高，难度大，增长潜力有限。而且，随着税费改革的深入，取消了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了屠宰税，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乡镇财力严重不足。从支出方面看，农业税改革后，乡镇财力的有限性与事权的无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保工资、保运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在乡级层面上，乡镇行政管理费支出主要包括乡镇人大、乡镇政府各职能机构的各项经费支出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所发生的农村治安费用。在目前政府职能还没有变，乡镇机构改革没有到位之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无疑使乡镇机构的运转陷入了困境。
　　（三）财力保障缺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由一定 地区农村居民公共消费的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如农村教育、卫生、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中国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实行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公共品的供给通过上交税费的方式最终由农民承担。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后，又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乡镇财政失去了重要的财力保障，无力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