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我国消费率常年过低入手，阐述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三点原因：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国家政策不完善，从而引出用财政政策拉动消费增长需要减税、转移支付、个税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支持“三农”等方式来实现。同时采取适时的财政政策，保持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财政政策；消费率；边际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

　　引言：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世界级的发展中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1977年的GDP取得10.7%的快速增长开始，到2007年，取得了14.16%的快速增长。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降为9.63%，2009年为9.11%，但其发展速度还是远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通常用GDP来衡量，而消费和投资又组成了GDP的核心部分，投资是总需求中最不安定的部分，而消费则是总需求中最直接的作用因素。然而同为重要的部分，消费和投资的发展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最终消费率从2002年开始一直是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59.6%，2003年降为56.8%，2004年为54.3%，2005年是51.8%，2006年降到49.9%，2007年为49%，2008年是48.6%，2009年47.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投资却是稳步上升的：2002为37.9%，2003年达到41%，2004年为43.2%，随后的三年中，一直在42%-43%之间徘徊，到了2008年达到了43.5%，2009年则上升为48%。由此可见，消费和投资的发展极为不平衡。消费与投资是需求结构内部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如果投资率过高，投资规模超过经济剩余能力，生产产品的供给大于了市场的需求，则投资增长将失去最终的需求支持，这种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拉动内需的发展，使消费和投资达到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消费不足的几点原因
　　（一）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协调。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协调，严重影响了GDP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从而制约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可知，消费的增长速度如果总是慢与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而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工资水平除了机关单位、教师等事业单位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的增长率，导致最终消费在GDP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由60年代的80%以上降到了90年代的60%以下，而现在，仅在50%左右。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而我国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仅处于8.5%左右，远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国内需求低于生产的供给，产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无论是在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根据杜森贝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消费是取决于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对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示范效应加强，使平均消费倾向中依相对收入状况而变化的部分上升。但是当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时，又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中不依相对收入状况变动而变化的部分，使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从而缩小消费规模或使消费增长缓慢。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我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为0.317，而到了2000年时，已经达到了0.4的警戒线；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称，2006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远超过了0.3-0.4的相对合理的范围。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由此可推，我们的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消费的提高。
　　（三）国家政策的不完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也在不断上升，特别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买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渐渐凸显出来。而我国政策调整的滞后性导致当前的问题还未能很好解决。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无法跟上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收入的大部分储存起来用于未来消费，只将很小的一部分用于现期的消费。
　　二、提高消费水平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利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政府为了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可以通过减税、转移支付等政策。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是高于高收入消费者的。这就意味着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对提高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力度要远大于提高所有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所产生的影响力度。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重点采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措施，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比如，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保证最低工资政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相关制度的实行，以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二）积极推动税制的改革，加强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优化收入的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现代的经济社会中，国家是控制收入再分配的主体，而税收则是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税收调节体系，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比如我国还未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及规范的财产税等可以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这些相关税种相互配合，以调节收入再分配的税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发挥了这些税种的相互调节功能。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税收结构中，有60%具有收入调节功能，而我国的比例只在10%左右，远低于西方国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从其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来实现和安排现期消费的。因此收入分配政策与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选择。只有拥有相对平衡的收入分配结构和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层次，这个社会才会拥有相对充足的消费需求。
　　（三）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的不断凸显，增加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转型，原本由国家负担的住房、医疗等逐渐回归到个人手中，个人的未来消费不确定性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用于社会性公共消费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远低于国际上平均40%的水平。在居民未来支出增加而国家社会公共消费的支出又比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只有减少现期消费，将大量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因此，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在社会公共消费上的支出比例，以改善民生为目标，消除人民的顾虑，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
　　（四）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范围，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工业、轻工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业人口比例仍在70%左右。因此提升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对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有研究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期收入增加后，消费的增加额很大，所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对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特别是增加的当期。因此，我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来带动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和补贴；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等方式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三、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政策
　　在2010年12月10至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我国在2011年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将进行个人所得税的修改：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以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同时，还将进行房地产调控及房产税的征收，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2011年4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还决定中央财政增加123亿元用于新农保试点补助，城镇无收入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将同步进行，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除人民的顾虑。
　　总之，当今的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也要适应国情的变化，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财政政策，保障人民的生活，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金人庆.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李海莲.促进中国总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8(1).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