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费用高企，并不能否定我国以行政成本支撑的制度与政策产出，对民生改善产生了巨大正效应。当我们从产出和民生视角来看待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开支规模时，应当理性地运用两分法：虽然我们应当特别强调降低行政成本的必要，但也需要指出，总体而言，我国行政管理支出中的很大比重，毕竟是支持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实现巨大改善。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的沙泥俱下，并不能否定这一改革主体上的必要性与历史功绩，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的垫付，虽包含了过高因素。但主体上还是应当肯定其对民生的改善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正面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努力消除行政成本偏高、过高所形成的负面影响。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是新时期公共财政和政府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与重要任务。我国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随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提升，公众的心态日益趋向于关注财政支出的透明度问题和行政成本的管理控制问题，这是我国政府管理主体、机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的大势之所趋、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和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这也应成为我们努力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的压力和动力。当然，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并不能只依靠财政部门的努力或仅仅通过几个部门的合作，其本质的要求，在于财政与方方面面配套实施全面的改革。
　　
　　六、降低行政成本、增惠民生需要深化财政改革和全面配套改革
　　
　　行政管理费用高，绝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在其背后既有存在于财政内部的体制、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又有行政体制、政治体制层面的更为深刻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的要领是需要深化财政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面配套改革。
　　我国财税改革的核心任务，于“现代化”维度和导向上看，是为完成经济社会转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提供“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方面的有效制度供给。“十二五”及以后的阶段上，要在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里解决资源价格、财产价格、人力资源价格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与配置机制的合理化问题，并实质性推进怎样以经济手段为主实施宏观调控和怎样实现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变革问题，同时也要解决行政体系、决策机制、政治体制等方面无可回避的配套改革问题。正是由财政而关联、扩大、延伸至各相关方面的全面配套改革，才能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新要求，有效地实现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的任务目标。
　　
　　(一)财政体制改革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需要把握“财权与事权相顺应、税基合理配置、健全转移支付、最后达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的改革思路，在省直管县和乡镇综合改革的基础上，在“十二五”期间争取使五级财政扁平化到三级框架于多数地区初具型态，从而破解省以下无法实质性贯彻落实分税制的难题，并通过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带动“减少行政层级”的政府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的健全和行政成本的降低奠定基础、配备制度条件。在以事权明细单形式由粗到细理清各级事权的同时，需特别重视地方税体系制度建设，打造主要以不动产税(房地产税)和资源税为大宗、稳定收入支柱的地方税体系，使地方政府的收入激励与职能转变优化形成内在的契合：地方债制度，也应在2009～2010年“登堂入室”的基础上，按照“阳光融资”的导向继续规范发展，适当扩大其规模。与这些相互呼应，需要继续积极推进转移支付体系的制度建设，从近期至中长期着力于动态改进一般性转移支付因素指标体系，适当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积极探索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
　　
　　(二)税制改革和公共收入体系改革
　　税制改革方面，资源税、房地产税、增值税扩围以及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该是“十二五”时期的改革重点。房地产税改革在打造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同时，还可以起到优化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资源税也同时承担着打造地方主体税种和促进资源节约的任务；通过增值税扩围改革，将形成统一的对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保持“中性”的流转税体系，适度降低我国第三产业纳税人税负而促进其更好发展；个人所得税则应缩减税率档次，下调低档税率和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等形式，切实优化和更好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功能。从中长期来看，社会保障税、环境税等的开征也应积极纳入改革方案之内。
　　税制之外，非税收入方面的国有资产收益和国家特许权收入上缴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也应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公共收入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些改革，将更好地夯实改进民生的财力基础，同时也可以策应降低行政成本、追求绩效的支出方改革和相关配套改革。
　　
　　(三)预算管理改革
　　财政的改革总体上可认为包括三个层面的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从公共财政制度顶层设计的角度把握财政改革的大方向和形成财政改革的大框架。管理创新是在具体的管理运行中，建立与体制创新相匹配的新机制，而技术创新则要为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技术支撑。下一阶段三层创新中的一大重点和交汇点，是预算管理创新。在公共财政导向下，我国先后实施的部门综合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改革、政府采购改革、收支两条线改革和绩效考评改革等，初步构建了现代预算管理制度，而在政府预算进一步公开、透明的要求下，深化预算管理的改革势在必行，今后亟应着力在政府预算信息透明度、预算安排合理性和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下功夫，建立通盘协调、全面细化、全程周密监控和精细化管理的预算体系，实质性推进我国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也实质性促进行政成本的控制与降低，从而增惠于民生。
　　
　　(四)以财政改革与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全面改革相配套
　　通过财税改革、预算改革，以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拉动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民主化、法治化，是在我国形成惠民生、降行政成本可持续机制的可行路径。降低行政成本，仅仅依靠财政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将改革延伸到综合的、行政的，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
　　当前，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一时无法形成共识、无法形成可操作方案的情况下，“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尤显可贵。如我们能从各方尤法拒绝的加强改进财政管理这一点来切入，通过公共财政建设，形成具有现代的税收制度和预算体系，并相应建立健全政务透明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推动法治不断进步，我们就有望进一步打开中国“渐进改革”已形成路径依赖后深化改革的空间，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而造福于长久的国计民生。诚然，这套现代意义的预算管理体系的建立，也有赖于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手段的支撑，“金财”、“金税”工程等将更多地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以财政的制度、管理和技术创新推动现代意义的预算体系形成，进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民主化法治化氛围与环境的形成，最终促进和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改革，对行政管理费用的规模或行政成本的控制，便可自然回归至一个合理且民众可接受的水平，公共财政将以适当的成本、不断提升的综合绩效，支撑民生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于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