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高等院校将从追求外延扩张为主转向充分注重内涵提升为主上来，高校财务管理处在一个新的特殊时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任务。高校财务部门只要审时度势，主动转型，创新工作理念，完善管理机制，就能在新时期更好地解决长期困扰高校财务管理中的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念；转型

　　一、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风采已经全新地展现在面前。在高校扩大规模的外在压力得到根本性缓解的同时，高校理财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财务管理重心从微观技术层面更多地转向宏观调控层面

　　1. 筹资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已经形成了多渠道筹措的基本格局。多元化的高校办学经费来源一般包括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等九个方面。经过五、六年的实践和发展，不少高校的办学资金来源基本稳固在财、费、贷三个方面，其他渠道则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大多处于少水甚至无水的尴尬境地。从筹资结构分析，在一些高校的办学资金总量中，收费收入已上升至主渠道地位，各块资金所占份额的排序已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收费收入、银行贷款演变为收费收入、财政拨款、银行贷款，表明高校在实现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自我筹资能力也得到了不断加强。然而，人们对于这样的筹资结构和收入增长态势并不总是乐观其成，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性因素仍然对筹资格局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按民办新机制运作的独立学院，直接推动了不少高校“蛋糕”的扩大。一旦几年后高校招生出现预期的“拐点”，则高校筹资政策势必面临调整，筹资结构的不稳定性将会更加凸现出来。

　　2. 资产负债核算得到明显加强。负债是事业单位的五大会计要素之一。近些年随着高校自觉不自觉地选择银行贷款作为加速扩容的主要资金来源，引起负债总额的持续高位增长。负债这个高校会计要素，在沉睡了多少年后，终于引起了普通高校的举办者———政府、高校的主要债权人———贷款银行、高校的主要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的空前关注。高校持续庞大的贷款规模、亟待改善的贷款结构、渐行渐远的资金投向、稳中有升的筹资成本，将社会方方面面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进而出现了不同声音。而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债务人的高校，由于资产负债率的节节攀升、还本付息现实压力的有增无减，也开始主动盯住资产负债的静态指标及其动态变化。因此可以说，高校已经有了注重负债的核算和监控的内在自觉。

　　3. 管理决策分析需求进一步趋强。一方面，高校在缓解扩大规模与提升层次的双重压力、推进管理机制创新与防范潜在风险的有机结合的进程中，财务管理的复杂性、综合性、精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财务部门所编报、提供的财务信息， 其理解性已大大增强，但它仍然只是对过去发生的经济活动、财务事项的基本反映，难以为学校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高校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纵横交错的内部利益关系，亟待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对财务信息的管理决策分析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要求财务信息从可理解性尽快向决策有用性扩展的趋势正在加快。其具体表现在，管理会计的一些专门方法如成本性态分析、成本 效益分析、现金流量分析等差量分析方法被大量引用到高校财务会计中来；着眼未来的财务预测功能备受关注，如财务规划的编制和完善，在不少高校已经数易其稿，付诸实施已是指日可待。

　　（二）财务管理形态从相对封闭逐步走向全面开放

　　1. 建立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教育收费具有非营利性、政策性和成本补偿性的显著特征。尽管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本分担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但相关分担主体对成本分担份额莫衷一是，带有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普通高校学费标准6年保持不变，住宿费标准实行最高限价，代管费的收取坚持自愿原则，还有全天候、全过程的收费公示，年复一年的多层级、全方位的检查、轮查、互查等措施的多管齐下，然而对高校收费的社会关注度依然居高不下，要求严肃查处教育乱收费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近据报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4日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教育乱收费继连续6年成为价格举报之首后，2006年上半年又居价格违法案件查处之首。教育收费的尴尬处境可见一斑。

　　实际上，根据非义务教育成本适当分担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现阶段高校学费标准基本稳定在培养成本的25%-30%.而社会方方面面却没有多少人关心另外的70%-75%的成本分担责任是否真正落实，也不细究受教育者分担的25%-30%是否适当，而是对教育收费标准的核定基数之一的教育培养成本打上了问号。作为回应，有关部门转而要求高校尽快向社会公布教育培养成本信息，并列出了时间表。众所周知，凡事都有成本，各行各业都存在成本问题，而成本一般被认为是行业的“商业秘密”，只不过培养人的成本更为特殊、更为复杂、更为感性罢了。要求把培养人的成本尽快公诸于世，这个想法很好。但东西南北中，成本各不同，即使同城高校间、同一学校不同科类间、同一科类不同年份间的培养成本均有差异。另外，培养成本越低是否意味着收费标准从低办学效益就高呢？还是反之亦然？这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层面还是技术操作层面都似有把一个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之嫌。如此说来，质疑高校收费贵收费高的潜台词可能是乱花钱。诚然，这几年高校买地盖房，教学条件装备投入大幅增加，硬件设施达标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其所需资金除银行贷款外，自筹资金部分主要来自收费收入。即便如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高校收费多与高校硬件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缴费上学是成本分担机制使然的逻辑起点上来。如果仅仅认为现阶段高等教育的“过高”收费完全是高校自身的内在冲动所致，即使不是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将会继续动摇建立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社会基础。

　　2. 化解、清偿债务工作任重道远。伴随着高校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高校建设性、发展性债务规模与日俱增，少则几千万，多则数亿甚至十多亿元。与高校扩张初期的鼓励贷款的政策性导向不同，当高校数量扩张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后，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落实高校还贷责任、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工作热情高涨，干预力度明显加大。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高校作为还贷主体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但高校贷款从一开始就无一例外地属于政策性贷款。因此，高校贷款本身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有鉴于此，有的省已开始安排巨额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偿还高校所欠银行的部分债务，这对高校无疑是一大政策利好。但主管部门硬性设定高校还贷期限和优先扣划偿债资金的政策措施，很难设想这样的“胡萝卜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不至于引发高校的财务风险。实际上，高校短期的支付没有风险，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难以规避。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这种风险切实纳入可控范围内，确保校级财务始终保持基本正常、合理、稳定的现金流。

3. 对高校投资效益的关注度进一步加深。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单位成本递增的行业。增加投入与提高效益是高校发展的永恒主题。尽管现阶段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要求高校提高投资效益被过早地提上议事日程。1993年国家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本世纪（即20世纪———作者注）末&#6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