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学生实习成本应在企业薪酬设计中补偿。

　　此观点的依据是有劳有得。如果撇开大学生在校期间的阶段性专业实习，单就毕业实习的现状来看，其基本上是顶岗实习，更多地具有岗位就业特点。同时，有部分实习生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与实习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甚至有部分实习生的人力资源在毕业实习的后阶段就资本化了。因此实习生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享有薪酬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企业作为社会成员，不管实习生是否为企业创造了价值，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薪酬补偿，以体现企业的人本情怀和特有文化。

　　3、大学生实习成本应由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实习生及其家庭合理分摊。

　　此观点的依据是大学生实习成本是一种社会成本。因为大学生的成长，不是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不是学校、企业等某一组织个体内生的演进过程，其获益者也不仅仅是大学生自身，而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具有一定公共利益色彩的事情。在“外部效应”的影响下，大学生利用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实现资源（如实习单位资源）的有效配置，还需要政府公共政策适当干预。具体地讲，就是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实习生及其家庭等主体在实习成本的负担上要有所为。由于学校收取的学费，一般都包括了实习期间的有关联系费、部分实习材料费、基本交通费等，因此大学生实习时（这里的“实习”仅指学校统一安排的实习，不包括学生寒暑假自主进行的实习）的这部分费用应由学校承担，而大学生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利益权。至于实习期间的房租、餐费、电话费、网费、水电费等自然应由实习生本人及其家庭部分承担，或者由企业以合理的薪酬形式予以补偿实习生的实习成本。对于这点，笔者在“大学实习生薪酬设计的依据与选择”一文中已有论述。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的财税政策要对实习生的实习成本予以特别的支持。

　　4、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需要财税政策支持的理由。

　　（1）企业不愿意接受实习生。计划经济时代，高校实习由上级部门安排，不存在什么问题；实行市场经济后，“企业往往不愿接收实习生，怕影响到精力和金钱，珠三角大量的外资企业尤为突出”[5]。在买方市场下，不少用人单位追求短期用人成本最小化和产出效益最大化，不愿意培养实习生，增加人力物力负担；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强调工作经验，不愿意接受实习生，承担社会责任；一些企业担心实习生在实习中出现意外伤害，故尽量不使用实习生。当然，一些实习生因自身素质或其他因素，不能认真对待实习，使一些用人单位不愿意再接纳实习生。此外，实习学生专业水平的局限性和大流动性带来的不稳定性，也使用人单位顾虑“做嫁衣裳”

　　而不愿意接受实习生[6]。因此，需要财税政策引导和国家立法来约束。

　　（2）企业不提供实习补贴。有人曾对324 名法学专业学生实习时是否获得报酬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网上收集，统计结果发现[7]，到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有112 人和54 人，却没有一分钱报酬；到律师事务所和其他单位实习的实习生分别有67 人和91 人，虽分别有180 元和310 元报酬，但与实习生为实习单位所创造的利润相比相差甚远。目前，大学生实习中“免费打工”现象普遍，即使有一定的报酬，也与实习生劳动付出不呈正比，更不要说能补偿实习生的实习成本了。2009 年7—8 月，来广州实习的武汉某大学16 名学生，其中9人实习无报酬，而暑假实习成本花费2000—3000元[8]。此外，“倒贴实习”现象也常见。很多实习单位不仅不为实习生提供补贴和报酬，而且一些日常的费用如外出办事的交通费和餐费也要实习生自己埋单[9]。说起工资的事情，有些企业单位甚至说，既然是实习，就是一种学习，学习是要交学费的，哪有企业倒贴的道理。一些常年招收实习生的用人单位认为，不支付实习生工资是企业节省成本开支的一种方式考虑；利用大多数学生实习期间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点，不付实习生工资和补贴；或者把实习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使用。

　　（3）实习基地建设需要财税政策支持。据专业调查机构调查显示，社会可供实习的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实习的需要。金融危机以来，能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而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75%以上从业人员的中小企业却很少对大学生开放实习机会，二级城市实习职位更少[10]。以上海市为例，2008 年上海共有毕业生14.1 万人，2009 年毕业学生15.8万人，2010 年将达16.8 万人。而可供实习的岗位供不应求，2008 年，上海只组织了3.98 万人参加实习，仅占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四分之一；2009年由上海市教委提供的实习岗位与2008 年的岗位数大体相当[11]。可见，在企事业单位不能满足大学生实习的情况下，必须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企业积极联合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与高校密切配合，共同建立和提供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

　　（4）学生利益维权没有取得法律政策的有力支持目前，国家还没有法律条例对实习这一概念进行定义，没有明确其适用范围；没有规定各企事业单位接收实习生的责任、义务、激励机制、补贴、评估考核办法；没有规定大学生实习劳动、安全、报酬等管理办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没有培养全社会的实习概念和意识，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因此，实习生很难用法律条例或政策为自己维权。

　　四、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与财税政策支持的关系。

　　1、从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对财税政策的影响来看。

　　大学生实习成本负担就是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一种投入。对实习成本负担越多就意味着为大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数量越多，实习质量的保障越高；而实习的机会越多，质量保障越高，就越有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发展；而优秀的技能型人才越多就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从长远来看，其上缴的“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就会越多，对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就越有力。可见，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与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高技能人才的发展又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故大学生实习成本的投入与税收收入也呈正相关关系。

　　有关数据证明，从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美国的适龄劳动群体中，接受过16 年以上教育培训人员的年薪水平远远高于教育年限较少的群体。同样，在我国各类收入群体中，接受过较好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技能型人才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都是较高的。

　　此外，“明瑟收益率”原理也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明瑟收益率”是国际上教育年限收益率的通行指标[12]，是利用明瑟收益函数计算的教育边际收益率，它反映受教育者多受一年教育的收入变化率。随着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革，教育因素对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越来越大。可见，对实习成本的投入，能促进技能型人才发展，进而能提升高技能人才的个人收入水平和纳税能力，丰富税源结构，增强国家财政实力，构建稳固强大平衡的公共财政体系。

　　2、从财税政策支持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负担影响来看。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通过财政支出投向与结构上的引导，税收负担水平的相机调整，结构性税制的区别对待等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的。财税政策对大学生实习成本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导向与扶持功能上。

　　从行为规范的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主动调整财政分配过程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如企业）选择确立“道路规则”。如为适应后工业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2005 年10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就进一步明确了财税政策扶持技能型人才发展的政策导向；为培养技能型人才，规范高等院校大学生实习，从2009 年1 月起广东省就《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见习条例（草案）》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

　　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就是公共部门通过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所形成的既定社会产品分配模式，也就是凭借税收负担的差别对待、公共支出的重点投入，以体现政府鼓励抑或限制某一产业或部门发展的政策意图。如针对职业教育实训条件这一薄弱环节，2004 年，教育部和财政部专门出台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若干工作的意见》，拨款1.1 亿元，共支持了50 所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建设。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

可见，财税政策的导向与扶持功能巨大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外部效应”，市场机制自身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