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 1 农户是风险规避者。由于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就显得尤其迫切。但是农业生产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农业保险的形式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从今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此次调查为例，在内蒙古兴安盟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类型是种植业，由于当地耕地资源丰富，许多农户往往承包了很大面积的土地，这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农业灾害的损失程度。加之该地区的气候条件不稳定，提高了农业风险的发生频率。因此，理论上讲，作为风险规避者的农户在这种条件下便会及积极地寻找合适的风险转移途径。但调查发现，农户却普遍缺少风险规避意识，72.2%的农户没有考虑过转嫁风险的问题，这一部分群体中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他们的观念中还存在着靠天吃饭的观念，风险意识淡薄，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在推行过程中的阻力加大。在走访调查中笔者还了解到，一部分农民认为一般的灾害损失发生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对其投保，即使发生了大的灾害损失，自然会有国家救济。但是应该明确，灾害救济是政府对遇险后的农业经营者提供一种事后、免费的道义救济，这与农业保险的预防性、有偿性截然不同，极易对政府财政的稳定性产生挑战。同时，在灾后的民政救济中，由于灾害发生的突发性。 地方情况的复杂性，民政救济渠道往往不畅通，导致相当数量的社会有效资源没有被合理应用，造成大量浪费。此外，也易养成农民的侥幸与依赖心理，不利于培养农民的风险意识和市场意识。在农业风险管理中，以农业保险为主，灾害救济为辅，寓救济于保险之中，从而将震荡起伏的灾害救济财政消融在连年相对稳定持续的保险补贴支出中，既能高效利用赔付金额，迅速组织生产自救，又能消解灾害发生带来的农村社区紧张、不和谐影响。最终实现我国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风险规避者的家庭收入对其规避行为也有重要影响。所在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户，其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更强； 家庭收人水平越低的农户，其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也更强。笔者认为，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家庭相比较其他家庭，其面临农业生产风险更大，其规避风险的意愿更强； 高收人家庭，其自身存在着实施自我规避农业生产风险的经济基础和能力，低收人家庭，其自身规避生产风险的经济的能力比较差。农户防范农业风险主要包括如图 1 所示的几种途径。
　　图1 农户防范农业风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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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成本和收益。从调查结果可知，农户农业保险方面的投入成本并不高。以宝门镇为例，当地的参保农户只需要 150 元/hm2的标准缴纳保金，其余的部分由当地政府补贴。因此当地参保农户都有支付保费的能力。在灾害发生后，当地的保险公司会首先和当地基层村委会取得联系，按照投保户实际投保标的和受损情况进行补偿。在这一过程中，农户基本上不用通过太繁琐的过程就可以获得理赔，且国内推广农业保险的地区同样采取这种模式。但是即便如此，很多农户仍然不愿意投保，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 3 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

　　2. 3. 1 农民对保险机构及其产品缺乏了解和信任。一般而言，理性人的决策行为主要是基于自身所获取的有关决策对象各方面信息而做出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对农业保险及其作用的了解是会影响到农户的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决策行为，如果决策对象从一般性上讲是有利于决策者的，那么只要决策者掌握的信息较为充分，一般会倾向于接受该项决策［3］。由于农业保险是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只要农户对农业保险及其作用了解足够充分，那么农户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

　　由于农村缺少网络、报纸、广告牌等平面宣传媒体，目前农民对外界事物的了解渠道还主要局限于电视、面对面告知等形式。农民缺少主动了解农业保险产品的渠道，势必会对农民的农业保险需求产生影响。对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来说，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个盈利能力较弱的险种。因此，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效益期望值比较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很难对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品进行大量的投入。

　　同时，保险作为一种无形的服务产品，依靠专门的精算技术确定出来的保费和保额以及其复杂的保单条款使得农民对保险产品的性能和价格难以进行直观的评估，因而在缴费和理赔时容易产生误解，发生纠纷。

　　另外，农业风险存在基本不确定性，人们的主观预期倾向于不购买保险。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域特点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某些风险的种类也是无法预知的（ 例如农民在尝试新作物、新养殖对象时） ，个体农户难以对遭遇某种自然灾害的概率进行评估，当这种情形出现时，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赌博不利于自己，即认为出现灾害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向农户提供保险实际上是提供一种彩票方案，并且需要农户支付保费，因此农户可能对保险的作用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不利于保险的推广和市场的形成。此外，农户对保险的赔付可能性也存在怀疑。

　　2. 3. 2 政策性保险的保障程度偏低，区域分配不合理。由于保险公司在承接农业保险业务时面临着社会保障和自身盈利的矛盾冲突，因此实际在理赔的过程中普遍采取“广覆盖、低保障”的原则确定保险保障水平。以所调查的宝门镇为例，保险公司原则上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实行低保额的初始成本保险，即农业保险并不是承保农业的全部产值和收入，而是保障和维持其简单再生产的成本，农作物一旦遇到灾害，以保住生产和经营成本为限。这种保障水平偏低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分散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政府救济、向亲友求助、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而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农作物保险费率普遍存在省内“一刀切”的做法，使其经营公平性受到广泛质疑，有些地区由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较高，可是却承担和灾害少发区农户同样的保险费率，这让很少遭受农业风险的农户内心不平衡，所以拒绝参保。同时这也激化了保险公司与农户的紧张关系。在调研中也发现，这种保险公司与农户缺乏直接沟通机制的操作流程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每个村都有不同的地理征。譬如，有些村在地理上呈现狭长地带分布，使得地区处在风口地段，较社区中其他土地易遭遇风灾； 有些社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形态，部分土地较周边地区经常遭遇雹灾等等。这些出现在一个社区中的不同程度的受灾，却只能得到单一低比例的赔偿。村民的多样化、多层次赔付要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保险公司简单、粗暴的查勘定损行为不但可能激发投保户的不满情绪，而且还会导致大量道德风险的积累，这种经济行为由于游离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村级组织不便涉及。

2. 3. 3 政府救济降低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牧区农业基础较弱，因而寻求政策性支持的意愿更强。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主要有旱灾、沙尘暴、冰雹、暴发性病虫害等，有时连续几年或同一年内几种自然灾害同时或交替发生，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破坏性极大。每到灾年，政府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 + 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农民提供经济保障，这种模式使得一部分人在面临灾害损失时持有依赖思想。通过保险来分担风险，需要自己出钱买保险，部分农民存在侥幸心理，不愿花钱买农业保险。农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