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地方政府农业职能部门（ 农业部门的畜牧站、农科站等） 负责打能繁母猪耳标、协助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核保核赔、监督能繁母猪死亡后的无害化处理（ 只有个别县有无害化处理过程，如云南江川县） 等。可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共服务中处于“互相交织”职责重叠的状态。合理科学地划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权责关系，特别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资源配置中的责任是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体制的重要环节、是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成本和提升制度效率的基础、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三）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目前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实行“委托保险公司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姑且不论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准公共品”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委托—代理”也不能解决农业保险运营中的权责对等、信息和激励问题，做到一劳永逸。这也是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中省农业厅与保险公司都对对方有颇有微词，致使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力不高的主要原因。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如何解决“合理的权责对等配置、信息运行的低成本和激励相容”这三个问题呢？

　　阿尔钦（ Armen Alchian） 和德姆赛茨（ Harold Dem-setz） 曾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 “任何一个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希望团队中没有人卸责（ 或言偷懒） ，包括他们自己”（ 1972，790） ，但为什么在任何团队中，偷懒或卸责却成了治理者甚至每个成员最头痛的问题？ 盖瑞·J.

　　米勒教授（ Miller） 发现，这原来起源于团队中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所体现的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和“两难困境”或“囚徒困境”，就构成了治理机制问题的核心，也实际上成了作为一种科层组织（ hierarchy） （ 如农业保险协调委员会） 存在之理由： 解决“囚徒困境”。然而，用科层组织监督和激励制度的办法来解决治理机制中卸责和低效率的两难困境，并不简单。单凭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推理而建立起来的激励制度，尤其是单根据信息经济学抽象原理所建构的理论激励模型，可能解决不了多少治理机制运作的实际问题。正如米勒（ Miller） 教授所言，能够完全将下属协调到与组织的利润极大化目标相一致，这样的“理想”激励制度在现实中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科层组织内部的权力分散或分权能否解决问题？ 也不一定。也正如 Mill-er 教授所说，“如果我们在科层中想要任何程度的分权，我们既不能保证稳定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也不能保证有效率的选择是稳定的”。于是，任何科层组织常常处在集体选择中“Sen 吊诡”（ Sen Paradox） 之中。由于社会选择中的“Sen 吊诡”的普遍存在，加上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与科层参与者的策略性的信息歪曲，治理机制中的“囚徒困境”就自然会大量存在。实践证明，授权不明或授权过度必然造成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米勒（ Miller） 教授还认为，一个较有效率治理机制，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斗争”，而是合作。合作，才是跳出治理机制中囚徒困境的唯一出路。有合作文化的治理机制或团队，才往往是最有效率的。盖瑞·J. 米勒教授提供了一个启示： 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只有各方通过“利益共享”达到“利益均衡”，实现各利益攸关方“合作”才能解决权“责对等配置、信息运行的低成本和激励相容性”这三个问题。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设计中，不仅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大局意识，更需要达成各方利益均衡、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约束、各行政领导能力以及科层权威的可信约束，才能达到更好的合作，使得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力更加高效。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三、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云南省正在大力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个别农业保险险种，如能繁母猪保险取得很大成绩。

　　2010 年云南省能繁母猪投保 3，477，123 头，占能繁母猪存栏头数的 76. 6%。各级财政到位情况较好，其中中央 财 政 到 位 11，745. 09 万 元，省 级 财 政 到 位4 046. 19 万元，州市财政到位 1，511. 46 万元，县级财政到位 1，511. 46 万元，投保金额 20，862. 738 万元，赔付8 172. 1 万元，出现农民踊跃参加能繁母猪保险的良性局面，具体见表 3 和表 4。

　　但由于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市场还不完善，同时受经营模式、多样性气候、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民情等因素的制约，云南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中还存在一些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 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各部门联动机制不畅，职责不太清晰。

　　目前，在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快速发展中，还存在部门联动机制不畅，职责不太清晰的问题。截至2010 年 9 月，由于一些部门职责不太清晰，联动机制不畅等原因，未能给能繁母猪打上专用耳标，致使保险责任到期的能繁母猪为能及时续保。如果能繁母猪未使用专用耳标，很难做到承保标的与理赔标的一一对应，这是云南省当前能繁母猪道德风险管控中最薄弱的环节。另外，能繁母猪承保方式粗放，承保质量不高，将一些不符合承保条件的标的纳入承保范围； 能繁母猪死亡原因鉴定专业性强，当地畜牧站人员把关不严，大量存在“见死即赔”现象； 另外，能繁母猪保险条款规定，当参保母猪死亡时，赔付 1，000 元。当猪仔价格下降和母猪相对价格低于 1，000 元时，农民不会积极主动地为病猪医治，导致大量德道德风险。

　　（ 二）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不尽合理，无法使各方达到利益均衡。

　　目前我省农业保险采取的模式是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云南分公司商业化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内在缺陷，商业化经营与市场失灵的内在矛盾，是我省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农业保险总体覆盖面较低的一个基本原因。目前除了能繁母猪保险在全省各地州均有开展，覆盖率较高外，其他险种覆盖面都比较低。从数量指标来看，云南省区牲畜存栏数为 5 511 万头，2009 年参加中央政策性保险的能繁母猪和奶牛数量为 344 万头，仅占全省牲畜存栏数的6. 2%，还有93. 8%的存栏牲畜因无相应险种而无法投保。目前，云南已保奶牛大概有 10 万头，但是自愿投保的只有 1 万头左右。奶牛保险的保额是 6，000 元，保费比例也是 6%，但是农户自担比例为 40%，也就是 144 元，中央和地方各承担 30%，也就是 108 元。虽然云南省制定地方各级财政出资情况，但农民在与能繁母猪保险比较下（ 农民自担繁母猪保费，每头 12 元） ，奶牛的保险让农户觉得政策补偿不够，自担保费太高导致自愿投保率较低，具体见表 5、表 6。
　　甘蔗保险则主要在三个州市开展试点； 而水稻、玉米、油菜和藏区青稞等种植险业务尚未开展。甘蔗种植面积为457 万亩，投保农业险的有99 万亩，投保率仅为 22%; 橡胶种植面积为 670 万亩，投保面积为 0. 38万亩，投保率仅为 0. 06%; 林地面积 3. 64 亿亩，已投保商业性林业险的有 153. 6 万亩，投保率仅为 4. 2%。具体见表 7。

　　（ 三） 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压力大，防疫人员存在职业道德风险。

云南省区的养猪业 70% 是分散养殖，许多农户家里只养 1 －2 头能繁母猪，规模养殖仅占 20% － 30%，加之云南省区多山、地形相对复杂的特点，出险地点较为分散，特别是在每年 7 － 8 月份猪死亡高峰期，如果每起能繁母猪的报案都需要查勘定损工作人员亲临现场处理，依靠人保财险现有的网点和工作人员数量，无疑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某些偏远地区，保险公司只能委托防疫工作人员进行查勘定损，而防疫人员由于收入较低，容易受利益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