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国内首次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治理机制的概念，并从资源配置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盖瑞·J. 米勒教授（ Miller） 的“管理困境”理论等阐述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在对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调研的基础上，论述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必要的联动机制等，最后提出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夯实制度基础，提高农业保险制度执行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政策性农业保险； 服务体系； 治理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04 年开始，连续 7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总的来看，要实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宏伟蓝图，就需要实施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是填补制度缺失，使养殖业和种植业都覆盖在农业保障体系之内，实现应保尽保； 二是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制度执行能力，使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从对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的调查来看，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还存在产品单一，部分险种保险责任不太符合地方实际需要，云南省政府对部分农业保险险种的运行不太满意，对保险公司农险亏损金额持怀疑态度； 而主要承担政策农业保险任务的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的云南分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基层职员也觉得政策性农业保险又苦又累，对农险业务也有颇有“微词”。农民也对部分农业保险险种不尽满意，不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如 2010 年云南省的奶牛保险覆盖率只有7. 8% 左右； 政策性农业保险出现部门联动机制不畅，职责不太清晰，2010 年 8 月未能及时打上能繁母猪耳标等问题。截至 2011 年 3 月份，云南农业保险保费规模不到 1，000 万，远低于 2009 年和 2010 年水平。这些问题都反映了云南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不畅，制度运行效率不高。为什么云南服务体系不畅，制度效率不高呢？ 笔者认为，“治理机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核心问题，云南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机制不畅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 一） 基本概念。

　　什么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 首先要回答： 什么是“治理”？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概念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 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该报告对“治理”进行了如下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治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有学者进一步可以认为： 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产权关系合同（ 费方域，2009） 。笔者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概念可以理解为：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 如中介机构） 等利益攸关方一起治理政策性农业保险事务的诸多方式的产权关系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拥有强制服从权力的正式机构和政府，也包括人们和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意或接受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的治理主要来自于一系列的政府行政机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包各级政府与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如中国人保财险公司） 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具体见图 1。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中的治理机制的实质上是治理客体在制度约束条件下，向管理者所预定的目标运动的动力机制。从制度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视角看，治理机制就是为达到制度稳定状态的“纳什均衡解”，而设计和实施的激励机制（ 青木昌元、钱颖一，1995） 。

　　图 1 云南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

　　（ 二）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西方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失灵，又看到了政府失灵，便提出了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市场失灵是指运用市场手段，无法达到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行政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正是鉴于国家的不足和市场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问题。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存在外部性，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采取占优均衡策略，会造成“市场失灵”，市场机制难以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需要政府科层采取集体行动，以克服人理性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即由政府提供农业保险，可以有效克服市场供给不足失灵，走出集体行动逻辑陷阱。但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则又由于存在信息不足、缺乏竞争和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本的激励，会导致政府失灵。面对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需要通过合理和高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既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保险公司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减少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正如沃顿商学院的 Kunreather 和 Linnerooth（ 2000） 提出的那样，无论是私营保险市场，还是政府都不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唯一主体，这种观点相信，政府与市场的密切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 三）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中的各级政府关系。

　　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治理机制不仅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财政关系。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提出关于政府职能三个发分支的划分，提供了一个现已被广泛采用的关于政府职能的分析框架（ Richard A. Musgrave，1959） 。这一分析框架也是分析地方政府经济作用的逻辑起点。一般认为，稳定和分配职责应分配给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则在配置职责中起主要作用（ 王雍君，2007） ，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稳定、配置和分配职能中的相对作用是不同的： 中央政府在稳定和分配及在分配职能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对而言，配置职能则是适合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这种差异反映了对方财政职能与中央财政职能的差异。确切地说，中央政府的职能重心在于稳定和分配及再分配，地方财政职能的重心在于资源配置，而配置职能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提供有效率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具备有利条件提供当地居民所偏好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多层次化、多民族、地理复杂、文化传统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更容易倾向于向各个辖区提供水平、标准、类型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这样就不可能顾及到各个地方的不同需要，缺乏效率。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中，中央政府承担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财政责任，但地方政府总是以某种方式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部分财政责任，并承担了协助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服务经办职能。如中央财政对能繁母猪保险补贴50%，地方财政补贴30%，省政府根据各地区财力不同而确定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分担比例，个人承担保费的20%; 奶牛保险中央财政出30%，地方三级财政出 30%，个人承担 40%; 具体见表 1 和表 2。

同时地方政府农业职能部门（ 农业部门的畜牧站、农科站等） 负责打能繁母猪耳标、协助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核保核赔、监督能繁母猪死亡后